国际法的自足制度之研究

陈喜峰

【摘要】与国际法的客观制度等概念相比，国际法自足制度是以国际法的次级规则为主要特质进行的区分和归类，关注国际法动态的程序的运行，彰显实践中的国际法。作为一种适合于当代国际法的界定，国际法自足制度是指某些国际法的次级体系或特别制度，在实施、国际责任的追究和争端解决方面完全排除或严格限制其他国际法的法律适用。其法律特征主要包括对某类国际法事项具有全面专门的初级规则和制度机构、在实施和国际责任的追究方面严格限制一般国际责任法的法律适用、在争端解决方面严格限制其他国际法初级规则的法律适用以及其自足的程度具有一定的幅度。尽管其对国际法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察，国际法自足制度是发展国际法的一种重要路径和国际法发达的阶段性标志之一。
【关键词】国际法自足制度；概念；实施；国际责任；争端解决
【全文】
　　

　　一、国际法自足制度的源与流

　　在国际法中，“自足”(self-contained)这一措辞最早出现在1923年常设国际法院对温布尔登案的判决。[1]该案涉及德国基尔运河的地位问题，法院就该案适用的法律认为“基尔运河的各项规定是自足的”。其后，常设国际法院在1925年的一份咨询意见中指出，为了解释有关条约中的特定用语，不必参照外部资料来源：“在这一点上，公约是自足的，并且应当采用词语的自然含义”。[2]在1980年德黑兰人质案中，国际法院在判决中阐述外交法的特点时第一次使用了“自足制度”(self-contained regime）的措辞：“简言之，外交法规则构成了一个自足制度，该制度一方面规定了接受国应当给予外交使团便利、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另一方面预见到外交使团滥用这种便利、特权和豁免的可能性，故指明了接受国在应对这种滥用时的处理手段。”国际法院指出，接受国不得采取对等行为而违反外交豁免的规定，只能采用外交法中规定的救济措施。法院假定这些救济措施“完全有效”。在1986年尼加拉瓜案中，法院对人权法也采取基本相同的态度：“有关条约具有其自身的责任追究制度，因此其他反应方式都是不宜采用的”。法院指出，使用武力不是“确保尊重人权的适当方法”，因为“当人权受到国际公约保护时，这种保护的形式是依据各公约本身规定的安排来监督或保证对人权的尊重”。

　　如上所述，常设国际法院所使用“自足”措辞的本意，是强调条约这类国际法渊源在个案中的适用和解释，不应或者无需被其他国际法规则所补充。而国际法院所使用的“自足制度”，意在强调某些国际法制度所规定的排他的特别救济措施。按照法理学者哈特对“规则”的分类，[3]从“自足”到“自足制度”的提出，国际司法实践的重心也从初级规则转向了次级规则。

　　国际司法实践的转向显然受到国际法委员会相关法律编撰的影响。在国际法委员会自1963年起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编撰过程中，前后三任特别报告员都涉及到自足制度的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主张。问题集中在自足制度与一般国际责任法的关系，以及自足制度如何影响当事国诉诸反措施的权利。

　　1982年的特别报告员威廉·里普哈根（Willem Riphagen）认为，国际法应被视为是一种不同制度的集合体，这类制度共存而没有任何预先界定的等级。国际法体系是一种建立在各种不同次级体系(subsystem）基础上的秩序，在每个次级体系内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密切关联。国家往往对国家责任的内容、程度和形式制订某些特别规则，国家责任制度仅仅是这类次级体系中的一种。尽管里普哈根使用了“自足”一词，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永远排除了任何一般国际责任法的适用，因为整个次级体系本身可能“失灵”，在这种情况下转而采用另一个次级体系可能是无可避免的。[4]1991年的特别报告员阿兰焦·鲁伊斯（Gaetano Arangio-Ruiz）更加关注后一问题，即反措施在这种制度中是否“对缔约国在法律上诉诸一般国际法规定的合法措施的可能性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他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体系可以设想为自足制度，从而排除国家责任规则的适用。同时，他承认国家有权就违反某些初级规则的特别后果做出规定：在一些国家之间缔结某项条约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就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规定特别的责任制度。2000年的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采取了较为务实的立场，在关于委员会草案与外部法律关系的第37至39条草案的讨论中论述了自足制度，并形成了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55条“特别法”的规定，“在并且只在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存在条件或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或履行应由国际法特别规则规定的情况下，不得适用本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