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刑部二驳案件的程序
刑部二次驳回的案件在程序上并无特别之处，只是刑部和地方督抚就案情分析多了一次“争论”和“商谈”，且案件的复杂性应予承认。经统计，《驳案新编》中18件刑部二驳案件中第二次驳回的情况分布为：(1)因督抚仍坚持原拟、而刑部也持先前意见造成再次驳回的11件；(2)刑部认为改拟仍然不当被驳回的7件。从案件的最终结果来看，刑部和督抚均接受了对方的部分观点而达成一致的为3件；二次驳回后督抚遵从部驳，刑部同意的为1件。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刑部意见占有绝对优势。
首先，刑部和督抚通过互动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形。譬如，“户律·婚姻”所载“陈相礼等听从故父陈嘉旦强抢韩九姐为妻奸污一案”{1}(P.75-7），基本案情是：陈嘉旦欲娶韩周氏之女韩九姐为儿媳（子系陈相礼），因遭拒绝遂起意强抢；后陈嘉旦父子约集亲朋多人，捏称韩周氏欲悔婚，邀众人前往抢人成婚；后共同前往劫人，陈相礼为首抢回韩九姐，后因韩九姐拒绝成婚，遂将韩九姐强奸（后陈嘉旦在监病故）。巡抚原拟认为，“除起意为首，应拟绞罪之陈嘉旦病故不议外，陈相礼、张宗文、陈相仁均合依抢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为从减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年”，其他几人待缉拿归案后处断。刑部认为，抢夺妻女之条主要指始强终合已成配偶者，本案因拒绝成婚就实施奸污，“自应仍照强奸本律论罪，不得遽引占为妻妾，配与子孙条”，陈相礼应依强奸律处断，驳回。巡抚重审后认为，“抢夺之内原包强奸”，仍坚持原拟。刑部认为，抢夺良家妻女配与子孙、以家长为首的条件是，子孙并未“帮同抢夺”，本案陈相礼从预谋到带头抢人，再到实施强奸，均积极参与并为首，与律意不符，且通过详阅陈相礼的供词发现前后矛盾有卸责嫌疑，因此再次驳回。巡抚接到二次题驳，仍然坚持认为，强夺奸占应当包含强奸在内，但本案“奸而殴逼而成，乃犹拘泥律文，罪归其父，而转将陷父于死者，请从轻定拟，殊与伦化有关，诚属未协”，陈相礼改照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刑部表示“应如该抚所题”，经皇帝批准结案。这里，巡抚放弃了将陈相礼定抢夺良家妻女为从的原拟意见，但刑部也不再坚持按强奸本律处断的意见，双方意见实现了折衷与妥协。
其次，更为常见的是督抚虽经坚持但最终接受刑部意见的情形。譬如，“刑律·人命”所载“王四儿射杀军官满仓一案”{1}(P. 232 - 234 )，基本案情为：王四儿本系兵丁，因酗酒被本营游击满仓掌嘴惩戒，王四儿遂起意箭射报复，后用家藏之竹弓夜间伺机射伤满仓头部。西安巡抚认为，王四儿“实系怀忿放箭，并无杀害之心，将王四儿照凶徒生事忿争，执持刀枪弓箭伤人例拟军”。刑部认为，弓箭本可致人死亡，且射中头部“透帽至骨”，满仓未死只是意外幸运，本案应按谋杀人未死处理，驳回。巡抚重审后认为，王四儿所用之竹弓“并非操演之角弓”、“柔软无力”，所用箭头也是“旧秃箭头”，且验伤结论为“止射头皮，无甚损伤”，仍持原拟。刑部认为，所用之弓已经丢弃，竹弓之说系王四儿一面之辞并无确证，并对巡抚使用了强硬的措辞，“岂容任意狡供，代为开脱？”，遂再次驳回。巡抚最终“服从”，认为“蓄意谋害，希图泄忿，情事显着”，将王四儿依（谋杀）律拟绞监候。刑部表示同意，并经皇帝批准结案。
前述内容在勾勒驳审案件审理的程序之余，显出《驳案新编》所载驳案具有的如下特征：第一，享有驳审权限的主体并非单一，除刑部之外，九卿会议、皇帝均享有驳案权。第二，驳案权具有行政化的色彩，九卿会议和皇帝的驳案权效力大于刑部，特别是皇帝作为重案“判”权的惟一享有者，对案件驳审意见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三，从统计数据来看，刑部的驳审案件的意见具有决定性影响，绝大部分案件中的原审地方督抚在案件遭到题驳后，都是依照刑部意见拟断结案的；刑部与督抚之间就案件的协商与研讨是有限度的，刑部基于专业自信或行政优势常对督抚的异见实施压制。第四，皇帝对许多案件的最终裁判权并非是程序意义的，作为最终行政权的皇权通过指示案件管辖、提前对刑部意见作出指示、事后否决刑部驳审意见、最终改变原拟审判意见等途径全方面、实质性地参与司法裁判过程并决定最终结果。总体而言，驳审程序是集法律专业性与行政性于一体的，中央司法机关在解决专业问题时仍会习惯性地运用行政威权，而整个驳审则最终被吸纳于行政色彩为重的皇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