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19世纪美国的州司法系统在市场建设中的角色，同上面笼统提到的政府角色是一致的。一方面，州司法系统的法官，非常积极地利用法律工具去促进企业和市场的发展。这种角色通常体现在法官如何解释财产权利上———当财产权利不清晰或者有冲突时，法官总是倾向于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市场建设的解释。然而，在保护外地企业权利上，州的司法系统并不可靠。相反，本地法院只会忠实地执行本地的歧视性法律和政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州司法系统并不独立于本地利益。州法院的法官，要么是由州的行政当局或者立法机构任命，要么由本州居民选举产生。这两种渠道都不足以让法官独立于地方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在市场建设中的双重角色。在对待本地企业发展和地方性市场建设方面，19世纪美国的州政府总体上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而在对待外地企业从事本地业务以及国内共同市场建设上，美国的州政府又扮演了妨碍者的角色。

　　三、地方竞争与本地市场自由化

　　上文证实了地方分权的两面性。强势地方政府在为本地市场发展提供便利之时，在两个方面上对自由市场发展设置了障碍：通过特别立法注册制度为本地非公司经济组织设置了额外的竞争成本，以及通过全面的经济监管权力为外地经济组织进入本地市场设置额外的竞争成本。那么，美国又是怎样克服这两种经济不自由的？总的说来，一方面，部分因为财政硬约束和地方间竞争，诸州最终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全面取缔了特别立法注册制度，并代之以相对自由的注册制度。

　　但是，地方间竞争并不能解决地方政府歧视外地企业的问题。相反，国内统一市场的壁垒，只有通过不断自我壮大的联邦司法系统才得以逐步解决。这两个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也是互为补充的：地方间竞争帮助克服本地市场的不自由，国家法院的干预克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不自由。在这个小节中，我们只讨论前者。前文提到，在19世纪上半叶，诸州几乎通行利用特别立法来批准公司注册。但早在1811年，纽约州就已经有了一般立法注册制度（General Incorporating System）的实践。所谓的一般立法注册制度，是指由州议会制定法律，规定公司注册的一般性要求。经济组织只要符合这些一般性要求，便可经由当局批准成立为注册公司，而无需专门立法批准。但是，在世纪初，部分由于这种制度更多适用于小型公司和授予注册公司较少的特权，它在现实中影响远远不如特别立法注册制度。当时，它只是作为一种制度雏形初现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的经济萧条以后，一般立法公司注册制度才浮出台面，为越来越多的州所采纳。然而，诸州对新制度的接受，并不意味着马上取缔了旧制度。大约从4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的公司注册制度经历了“双轨制”时代，也即特别和一般立法注册制度同时存在的时代。直到1880年前后，美国几乎所有的州才都以修宪的方式禁止使用特别立法来注册公司。在那以后，一般立法公司注册制度才大行其道。上述公司注册制度嬗变，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和经济发展而言，意义是重大的。特别立法公司注册制度体现了典型的干预主义，而一般立法公司注册制度则反映了政府退却为市场的“守夜人”。其结果是双重的，本地公民有相对平等的机会注册公司，而且公司本身也不再拥有特权。法律史学者James Willard Hurst把这个转变称为“从特权到普遍效用”的革命。

　　那么问题是，这个革命性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大致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特许立法公司注册制度的固有弊端导致日益强烈的反对声音。这个制度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缺点：注册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极高、严重的寻租和腐败和它对自由竞争的损害。这些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微词。19世纪30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导致了各州普遍的公共财政危机。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对特许立法公司注册制度的攻击无可复加。在1860至1900年间，几乎没有州的修宪会议不把如何改进公司注册制度以及杜绝滥用批准公司注册权力当作重要议题。在这种强烈的反对声音之下，各州议会都面临着改进公司注册制度的压力。第二个原因是日益强化的地方间竞争压力。美国的州际竞争，素来有之。建国前后，州与州之间的竞争，尽管在个案上很显著，但对市场建设并没有太显著的全面影响。其原因在于，在1800年前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州内的地方市场发展。当时，绝大部分的公司企业规模较少，多为从事州内业务。因此，在改善公司法制上，尽管存在理论上的州际竞争的压力，事实上诸州还是垄断了本州的政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