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上半叶，美国各州的本地市场几乎是在这样一种（地方）政府-企业关系模式下得到发展的。对于注册公司而言，它们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获得利益。第一，相比较于其他形式经济组织而言，公司这个形式更易于融资。因此，企业家通常把公司注册视为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方式。其次，注册公司可以从政府赋予的特权获取巨额利益。如此，我们不难理解，从该世纪初到1870年的几十年间，注册公司迅速地从端倪状态发展到美国经济的主导组织形式。

　　但是，地方政府的这种干预，也有巨大的负外部性。在辖区之内，即使对那些通过注册获取特权的公司来说，这种政府-企业关系也意味着很高的入市门槛。早期的公司注册通常不给予公司永久存续的地位，大部分公司注册人也被剥夺了有限责任。以银行业为例，“许多注册为公司的银行自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因为它们不得不去兑现为了获取注册资格为许下的不合理承诺。”此外，在整体上而言，这种把注册公司视为特权的制度，严重地妨碍了自由竞争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特别立法去注册公司的制度总是伴随着腐败———制度化的腐败。对于政客们而言，通过立法批准公司成立的权力，是他们帮助政治盟友和打击敌对势力的重要武器。在这种制度之下，非公司的经济组织———通常是中小企业———常常处于竞争的劣势状态。由此可见，即便是对于本地的经济组织而言，拥有自主决策权力的地方政府总非提供“帮助之手”。

　　州政府与外地企业：政府干预市场的“攫取之手”

　　在分权决策和财政硬约束之下，19世纪美国的州政府帮助本地企业发展和建设本地市场的努力，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同样的竞争机制之下，州政府几乎没有例外地提高外地企业进入本州市场的门槛，设置贸易壁垒，如此妨害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州政府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中的负面作用，不仅体现美国当时各州政客、商人和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排外主义”的意识形态，更体现在制度安排层面。

　　首先，税收是美国州政府用来对付外来企业的重要杠杆之一。对外地公司企业征收额外的营业税，是几乎所有州当局的贸易武器。在当时，很多企业坐落在东部或者大城市，但它们的销售网络辐射到全国各地。一些从事贸易的个人，通过代理这些企业，以类似厂家直销的方式在各州从事销售活动。因为这些外来企业或者它们的代理人有明显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因此能够在竞争中战胜本地经营者。对此，一些州当局对他们征收额外税，以扭转本地企业的竞争劣势，甚至驱赶他们。这种税收杠杆也明显地被应运到交通运输行业上去，体现为外地商人到本地经商或者经过本地的“买路钱”。

　　其次，各州政府除了通过支持本地企业来对本地市场实现实质上的垄断以外，州政府还专门立法规定某种行业本地企业的法理垄断，排除他州企业在本地从事商业活动的可能性。在金融业上，这种排他性尤为明显。例如，一些州对他州公司前来从事金融业务的人员施加刑事处罚。

　　再次，在内战前夕，在（本州）债务人同（他州）债权人诉讼上，一些州立法机构甚至通过关闭法院或修改相关法律的做法来避免债权人赢得诉讼。一个例子是，在19世纪30年代，阿拉巴马州试图通过一部法律来否认所有本州当事人同外州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以保护当地利益。更有甚者，诸如肯塔基州，立法机构专门成立一个新的司法系统来保护本地的债务人利益，同时旧的司法体系还在起作用———同样为了保护本地当事人利益。

　　又次，在美国建国的时候，建国者们意识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性和现实性，因此授权联邦法院介入不同州公民之间诉讼的管辖权。这个制度是多元管辖权。然而，为了规避联邦法院利用多元管辖权以介入本地企业同外地企业纠纷的可能性，一些州政府对外地企业附加苛刻的准入门槛：迫使它们承诺不会到联邦法院起诉或者不许申请移送案件到联邦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