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分权和市场联邦制之下的政府干预是否有利于市场发展这个命题，无论在理论还是经验上都饱受争议。首先，即便是最理想的联邦制，依然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其中包括：第一，地区间竞争存在负面的外部性，比如一个地方为了增加本地福利而把成本转嫁给其他地区；第二，如果中央政府不进行地区间财政转移，很容易出现地区间的不均衡发展。其次，同笼统谈政府角色一样，地方间竞争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有语境的问题，也即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制度前提。这些制度前提包括居民和市场要素的可流动性、不存在地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相当等。但是，在现实中，这些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更为吊诡的是，有些制度前提，往往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干预才能实现。因此，有学者主张，分权不得当的话，联邦制不但不会增加经济效用，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用。在经验研究上，一些发现也质疑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发展的假设。比如，邹恒甫等人对46个国家的研究，主张财政分权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

　　从这个意义讲，在处理市场建设和政府干预问题上，处处充满陷阱和悖论。一个政策主张和制度设计往往可能在一个环节上起了正面作用，但是在另一个上却起了反作用。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没有一劳永逸的方针，却有通盘考虑的必要。在本文中，我们着重提醒决策者要注意的是另一个同政府与市场关系和地方分权相关的制度悖论：一个足够自主和强大，能够制定有利于本地市场发展的地方政府，也往往是足够自主和强大，如此能够给国内地区间贸易设置壁垒和其他地区市场发展带来外部性的地方政府。在我们看来，这是地方分权的根本性制度悖论。诚如所谓第二代财政联邦制学者所强调的一样，我们不能假设当政者总是有“为人民服务”的公心。退一步说，即使地方官员在财政分权和责任机制的制约之下有服务于本地经济体的动机和公心，这也可能成为加害于他地经济体的动机和私心。如果再用“手”来打比方的话，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往往是一只不公正的“手”，一只厚此薄彼的“手”。

　　针对这个问题，市场联邦制的作者们已有思考。在理论模型里，他们提到“中央政府有责任建设国内统一市场并确保市场要素在地方之间的自由流动”。但问题是，如何保证中央政府既有这个功能又不过于强大而侵害了地方政府决策的自主和独立？在给定的语境之下，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保证统一市场建设呢？如果不是的话，在市场兴起的阶段，是否有同时进行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必要呢？如果同时进行分权和集权，中央政府是通过行政、立法，还是司法集权来确保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反思分权/市场联邦制这样一种思路，更在实践上提醒决策者避免过于简单化的制度改革方向。本文的随后部分将通过19世纪美国市场建设的例子来演示上述分权的根本制度悖论；并且，我们将通过经验的描述来证实司法的国家化/中央集权是如何既能克服国内统一市场的壁垒，又避免中央政府的过度干预问题。在文字组织上，我们先描述19世纪美国州政府在市场发展中的双重功能。然后，我们再讨论联邦法院如何通过商法国家化来克服国内统一市场壁垒的。最后，我们会讨论美国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市场建设的借鉴意义。

　　二、地方政府与市场建设

　　上文提到，在理论上，地方间竞争对于市场发展有两面性。一方面，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改善本地居民社会福利而展开的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建设更加保护财产权利和其他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制度环境。但另一方面，在同样的动机刺激之下，地方政府会对外地的个人或者经济组织施加额外的交易成本。对市场施加这两种作用，都取决于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决策权力。19世纪的美国，正好展示了这种境况：州政府的干预主义以及由此对市场建设产生的两重效应。我们在下文分别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