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论来说，‘自然’本然的（by nature）就是平等，‘平等’即为万物关系之结构；从目的论来说，平等体现出‘善’之价值，于是‘自然’所代表的平等型宇宙秩序同时成为蕴涵‘善，和’正义，的伦理价值体系，于是‘自然’顺理成章地为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所倡之良法之治、启蒙派的理性主义、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立宪主义和宪政法治实践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古典形式的自然权利论是与一种目的论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就人而论，要以理性来分辨这些运作的方式，理性会判定，最终按照人的自然目的、什么东西本然地（by nature）就是对的。’”[13]
于是，经由理性的演绎和证成，西方立宪主义逐渐成为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现代法治文明叙事。虽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运动可谓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成果，资产阶级亦被认为是一个“试图使世界彻底理性化”[14]的阶级。但是理性却不是来源于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从公元前7-6世纪以来理性就已经是欧洲政治和法律的文化基础。所以现代宪政国家虽然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之中，但是现代立宪主义却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哲学的宁馨儿。因此，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造就立宪主义，毋宁说资本主义和立宪主义都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文化现象；或者说，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为资本主义和现代立宪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文化基础。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祥一种政治联合体”，是“就只是在西方才有”的基本性质[2]7。
所以，如果从文化本质论的角度，需要对西方宪政文化定一个性，那么可以说，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文化叙事，其优点是客观性、普遍性，抑或说是真理性突出，缺点则是如果这种普遍主义发展到极致，就会发展成为独断论，就会霸道地认为除了理性，就别无真理；除了西方的宪政民主，就不再有文明！“很少人比帕斯卡更确定地发现，理性主义的意义不是它承认技术知识，而是它没有承认任何别的知识。”[4]20恐怕正是基于普遍主义的理性所带来的绝对自信。康德、洛克、潘恩等启蒙思想家虽然大声提倡自由、天赋权利、平等和民主，转过头却居然忘记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本质，不但忽视美洲原住民的天赋权利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且还大声指责美洲原住民的渔猎、放牧等生活结构是“所有生活形式中最违背文明的宪法”，而且向世界声称：欧洲市场秩序和宪法制度才是恰当的生活方式，世界只有建立在各种文化对欧洲市场机制和宪法制度的臣服中方可长治久安[15]。于是代表着普世的善和平等民主的宪政文化，在将欧洲的神权和王权推翻之后，却蜕变成西方资本主义以真理为名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掩护[16]。历史上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战争以及时至今日仍在进行中的文化殖民，可说是其突出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