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从“只有把握了整体，才能更好认识部分”角度确定了分析第1条的出发点，而系统思想另一启示是反向的，即“只有准确认识了部分，才能更深刻把握整体”，后文从这个角度切入，以证成本文之“概念说”。
二、“结合”：刑法的规范之源
刑法是内容（或实质）与形式的统一。在法治建设中，须坚守刑法的形式性，但又须消除法律实证主义过度贬抑刑法实质性的弊端。当前，这一诉求表现为对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三统一”。在刑事司法中，第一种效果讲的是刑法形式性的实现，第二种、第三种效果讲的则是刑法实质性的实现。由于人们关注刑法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第一种效果与第二种效果或第三种效果的统一得到强调，而相对忽略了另一种统一，即在刑法的内容本身，如何实现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该问题在《刑法》中涉及的字眼首先就是第1条中的“结合”。既讲“结合”，就存在着被结合的至少两个要素，它们的相互结合造就了刑法规范之内容。显然，“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是且只是其中之一。这一短语指的是什么？在理论术语上如何表达之？又是什么与之相“结合”的呢？这种“结合”到底与实现刑事司法之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有无内在关联？
在哲学上，“结合”意味着“对立统一”（“马哲”）、“阴阳相济”（“中哲”）。恩格斯说：“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交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交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4}这在我国传统中有异曲同工且更易于理解的表达，即《易经》模型。{5}。“阴阳两极（连同‘五行’）一直是中国思想的基础。其基本原理是，世界在任何层级上都是一组平衡成对的力、单位或者元素。”{6}依此而行，法律也是“阴阳相济”的对立统一体。在法律内容的形塑中，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力量为“阴”，自上而下的政策性力量为“阳”，此二者的“阴阳相济”塑造了法律的内容。这里，阴、阳是描述性范畴，而非评价性范畴，同矛盾范畴相比，它是具体的、有向度的、中国本土的。依据这一本体论范式，不能以实证主义来处理“结合”，因为它是一种无视自下而上自发性力量、被拉德布鲁赫批评为“权力的盲目崇拜”{7}的单向度理论。{8}222
依上述范式，第1条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是立法者“结合”了“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而“制定本法”。“立法者”的什么因素参与了“结合”？是立法时的刑法政策。问题在于，“我国……情况”是否已包含了刑法政策？如是，就等于说是刑法政策“结合”了已包含自身的“我国……情况”，这在逻辑上无法成立。这涉及到如何理解阴与阳。波斯哲学强调光暗排斥，希腊哲学强调斗争成毁，相反，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阳中有阴，阴中有阳”。{9}这意味着，虽应承认“我国……情况”确已包含了刑法政策的实践成果，但这只不过是“阴中有阳”，就其本质而言，仍为“阴”。必须在逻辑上把它视为表示着自下而上的、作为社会生活而存在的刑法形构力量，才能自洽于第1条的结构。何况，现行法条中以“我国……经验”取代原来的“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本身就体现了彰显社会传统、祛政治之魅的意蕴。
对此，可以把“我国……情况”概括为一个理论概念，即“刑法生活”，以对应于“刑法政策”，并将两者分别作为刑法本体意义上的“阴”与“阳”。在刑法制定中，是刑法生活与刑法政策这两大要素共同铸就了刑法的实质内容，其阴阳相济成为刑法的规范之源。由此决定，刑事司法实践也要努力实践这种“结合”。“在规定刑罚并对刑罚的适用进行组织时”，“现代立法者既要追求道德的目的，又要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法官在被授予的权力范围内，也应追求实现相同的目的。”{10}29刑法实践（立法实践与司法实践）对刑法生活的融会度，决定着刑法实践的“社会效果”；刑法实践对刑法政策的运用度，决定着刑法实践的“政治效果”。刑法实践要谋求实现“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就必须处理好刑法生活与刑法政策在刑法形构（立法形构和司法形构）中的结构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