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程序改革后，检察官的角色相比从前变得更加强势。在此仅举一例说明。检察官作出的撤销案件、将某人送交审前羁押或者电话监听的决定，必须经过初期侦查法官的审查。初期侦查法官由1989年法典创设，以取代纠问式模式下所谓的侦查法官。他负责在检察官收集了充分证据后对被告人提起正式起诉。该法官的审查是必要的，因为正如之前指出的，检察官须依照意大利宪法的要求强制启动刑事诉讼，因此，检察官撤销案件应当受到司法控制，然而在实践中，初期侦查法官的上述审查常常徒有法律形式，极易获得通过。实际上，司法控制的操作主要取决于检察官将要出示的证据。
检察官的角色因此也得到了强化，这一情况被称为“反改革”。这一“反改革”主要由宪法法院的一系列裁决确立。[38]其后，因多年领导巴勒莫地区黑手党犯罪调查的司法部犯罪事务组总干事吉尔范尼·法尔科（Giovanni Falcone）及其同事保罗·波舍利诺（PaoloBorsellino）遭到暗杀，政府随即颁布法令强化了这一趋势。[39]“反改革”使新法典倒退回更加书面化的诉讼程序。
在此很难对所有变化一一作出细致的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对有组织犯罪的庭审中，一些在其他审判中或者在初期侦查中收集的证据，可以以书面形式认定。这是向书面化的纠问式模式的一个实质性转向，既极大削弱了辩护律师的角色，又显著加强了检察官的地位。虽然如此，仍有必要再次强调，对抗式模式与纠问式模式都仅仅是一个统一体中的两种理想化极端，任何一种刑事诉讼制度都存在着这一统一体。
另外，虽然我无法在此展开，但也有必要说明，宪法第111条已经1999年9月23日第2号令修改，引入了类似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正当程序条款，以平衡纠问式的“反改革”。[40]
（三）法官
众所周知，公开听证在纠问式模式中的重要性远不如其在对抗式模式中的作用。法官在庭审前对案情已颇为了解，侦查法官主持下取得的文件及书面证词是案卷的组成部分。公开听证是一个分段进行的漫长程序的终点，因此，纠问式程序中的庭审与全新的对抗式公开听证大相径庭。“案件卷宗是整个程序的神经中枢，集合了各种层级的决定……庭审不是集中而是分期进行。一个案情在一个阶段审理中审理完毕，然后形成新的争点留待下一阶段审理，如此这般，直到整个案情最终明了。”[41]
在对抗式模式中，庭审是整个程序的中心。双方的律师必须展示出优秀的辩论技巧。案件的戏剧冲突集中于少量的几次听证以及“基本依赖于突袭、震撼、浮夸的修辞乃至一些戏剧效果所形成的新鲜印象上所作出的裁决”。[42]总之，通过当事人的证据展示及辩论，诉讼双方以其自身的表现强烈地影响着裁判作出者—法官。
我们不难看出，从一种诉讼模式跳向另一种模式是相当重大的转变。通过实际观察、观看审判实况录像，与有关人员会谈，很明显，对观察者而言，这几年，律师尤其是检察官的庭审诉讼活动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从以案卷为中心向以言词为中心的转变困难重重。即使在美国，每一名律师也并非都是合格的诉讼律师，检察官还得到了如何出庭应诉的特别训练。[43]
由于意大利检察官在法庭上表现不佳，同时根据大陆法传统，法官在庭审中应当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他们应当负责收集庭审证据、传唤并询问证人），这产生了如下问题：法官虽然在对抗式模式中被设定为中立的角色，但却不得不直接向证人发问，从而又回到了传统的纠问式模式。[44]这再次说明新的诉讼程序对诉讼技巧和诉讼行为方式提出了与以前不同的要求，[45]这些都是无法一蹴而就的。
六、审判日程表与审判记录
从书面程序到言词程序是一个思想转变。为组织好言词程序，建立一套有效的审判日程安排系统，同时确保庭审记录的可靠、准确、完整非常重要。
（一）审判日程安排
在意大利某些法院，审判日程安排问题已成为检察官、法官、警官、律师和证人的一场噩梦。良好的审判日程安排的规定对保持诉讼的合理节奏极为重要，同时也能够允许检察官随着法院的进度全程跟进案件的调查。
如前所述，在意大利，案件程序从检察机关开始，这在审判日程安排的规定上造成了一些问题。
对一个典型案件流转过程的简单描述即可说明这些困难。检察官在刑事侦查中通常起着主导作用，由他决定向法院移送案件。[46]这个案件被随意地分配给一个预备听证法官，该法官将决定对此案起诉或者不起诉。如果法官决定起诉，案件将被分配到一个审判庭作公开听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预备听证法官、审判庭以及检察官并不按任何专业化要求行事，因此几乎不可能对他们的相互行动进行协调。例如，五个不同的案件被分配给了一个检察官，却可能又被分配给五个不同的预备听证法官和五个不同的审判庭，而上述主体都有各自独立的日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