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概念经过长期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对人权内容的接受日益增多，对人权外延的认同不断扩大。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人权的外延已经明显突破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范畴，出现了第三代人权，即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这必然使得围绕人权问题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因此，要达成人权的完全共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尽管国际社会已经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一些人权文书确认了许多权利为人权，但是人们对人权外延的理解、解释和认同，仍然存有许多歧见{25}。在一些外国人权学者眼中，人权概念具有复杂性。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文化，就会有多少种对人权概念的解释。而由于对人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外延就相异其趣，所强调的重点也会不尽一致。伊斯兰国家对人权的界定和理解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伊斯兰国家对于人权概念的使用颇具伊斯兰文化特征。最突出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伊斯兰世界表述人权概念时得到了充分运用和发挥。在伊斯兰国家的人权理念中，人权概念被阐释为真主的特权，人类享有的是真主赋予的权利。人权是设立与神有关的和产生这种关系的具有强制性的义务。人权的存在仅仅与义务有关，而不是权利。1990年通过的《伊斯兰世界人权宣言》确认：“基本权利和普遍自由是伊斯兰教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约束力的真主的命令。”日本一位学者甚至认为，伊斯兰的人权是指归属于服从真主的人的“特权”{26}。在西方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关于人权主体、人权内容、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等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国家认为人权观念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强调人权的政治内容；认为要保障人权，就必须限制或取消国家主权。而第三世界国家则认为，人权也是一种集体权利的概念；经济及社会权利同公民政治权利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充分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保障是实现人的公民及政治权利的物质条件；国家主权与人权是相互结合的，只有尊重国家主权，人权的实施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27}。

　　西方学者也同意，“要达成对人权的共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他们认为，对于像伊斯兰国家这样的人权观异议，应寄希望于“伊斯兰较少地抵制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非宗教的独立地位”从而使“伊斯兰法与先进的以西欧和北美为主的国际法融合”{28}。或许这也恰恰是难以达成人权共识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必须防止人本秩序的异化，强调平等人权观，并把人本秩序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在人本秩序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冲突时，接受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导向

　　平等人权观要求各国不将本国人的利益置于他国人的利益之上，不漠视其他国家的人的利益，尤其是大国、强国对此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有些国家常常不能平等地对待他国与本国的人。试以战争中的人员伤亡为例。战争向来以人员损失为其主要特点，战争中大量的人员伤亡曾经被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随着各国对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利益的日益关注，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国家开始改变战争观念，美国推出的“零伤亡”理论便是其一。为减轻国际国内舆论压力，从海湾战争时起，美军开始追求打一种具有“完美”效果的战争，即在战争中尽量减少己方和对方平民的伤亡。美军希望通过“零伤亡”以及减少敌方平民的伤亡给自己所进行的各种战争披上“正义”的外衣，减少来自国内的阻力。从实践来看，零伤亡的确给美军士兵带来了积极的效果。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军以轰炸机、战斗机、巡航导弹对南联盟实施了密集轰炸，78天的战斗给南联盟造成了20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使其国民经济“倒退了20年”，美军自己却无一人死亡。美军的无伤亡显然是尊重人权的最好例证，但是南联盟国民经济的大规模倒退却将使该国人民的利益无以保障。阿富汗战争中，美军投下了近25万枚榴霰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29}。再以伊拉克战争为例。根据美联社巴格达2003年6月10日电，美国军方一位发言人说，自美国领导的联军出兵伊拉克以来，已有205名联军士兵丧生。其中，135人在敌对行动中丧生，70人死于友军炮火或其他事故。另外有627名现役人员受伤。而美联社进行的一次为期5周的调查显示，在从战争打响的3月20日截至4月20日，基于伊拉克124家医院中的60家（几乎包括了所有大医院）的记录，伊拉克全国至少有3240名平民丧生{30}。由于伊拉克政府已经无法正常维持秩序，来自伊拉克方面的关于伊拉克平民死亡和受伤的确切人数已难以获得。美联社的统计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显然不可能足够全面和客观。

　　还有的国家把维持人本秩序作为干涉他国的手段和借口。例如，美国政府无视中国人权不断进步的客观事实，不负责任地把中国的人权状况描绘得一团漆黑。1990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报告》每年对中国的指责洋洋数万言，2001年曾一度增至5．4万字。历年的结论总是称，中国“继续违背国际公认的标准，广泛地、有案可查地侵犯人权”，2000年和2001年还诬称中国“糟糕的人权纪录显着恶化”和“恶化”。2002年的报告中虽然调子有所降低，措词有所缓和，其中还提到了中国在人权方面的一些所谓“积极进展”，但基调仍然是，认为中国“继续存在大量和严重的侵犯人权”，“人权纪录仍然糟糕”{31}。然而，对于其自身的种种人权问题，如暴力泛滥、枪祸不断、人民生命安全缺乏保障；警察施暴和司法不公、司法侵权现象严重；金钱操纵民主；贫困、饥饿和无家可归者有增无减；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种族歧视根深蒂固有增无减；粗暴侵犯他国人权，消极对待国际人权公约，至今拒不加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重要公约等{29}，却熟视无睹，只字不提。“将人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导致了国际法权威与国内法权威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冲突，也导致了国际法本身的平庸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