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立”呢？我们确实看到了经济法在各国的现实存在、运行和重要作用；它同法体系中原来各种法律确实有着种种不同的特质。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把握它的各种本质属性呢？最可靠的方法是求本索源，考察经济法在德国、美国等最早一批国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根源。考察中，我主要抓住两条线索：一是经济学考察，分析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和市场的演变对于法律的影响；二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考察，主要研究国家职能的演进和社会发展同法律的关系。
通过经济学考察发现：自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市场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化（出现垄断）市场；国际化市场。其中，经济调节机制的特点分别是市场调节一元化；国家调节机制出现并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调节机制二元化；国际调节出现并同前二种机制相结合的调节机制三元化。在自由竞争市场阶段，一元化的市场调节机制的法律保障主要是民商法；在社会化市场阶段，新出现的国家调节机制的法律保障是经济法；国际化市场阶段的国际调节的法律则主要是国际经济法。这就是我总结出来的所谓“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的同步演变”规律{2}。按照这一规律，当市场进入“社会化市场”阶段后，国家调节机制产生。国家调节需要有法律依据，需要法律保障，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法律规制，以防止权力（国家调节权）滥用和扩张：这种规范国家经济调节的法律便是经济法，它是同此前既有法律不同的法律，是法体系中分化出的一种新的法律部门。
从经济学角度说，国家调节是一种经济调节机制；但国家调节经济它同时就是国家的一种新的职能。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说，这意味着传统的国家职能发生了变化，国家除过去的所谓对内、对外职能之外，如今还担负起调节经济的职能。这是国家职能的社会化，是国家在担负一种社会公共职能。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对于社会经济采取或基本采取了自由放任态度和政策，那时主要是“政治性国家”。19世纪末以后，生产社会化使得在经济上由于“市场缺陷”引起“市场失灵”，导致垄断、经济危机等一列经济问题的同时，也使得在政治和社会上出现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悬殊、失业率高、社会秩序动荡、人们思想混乱、社会矛盾加剧、政局不稳等各种严重问题。这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这种情况迫使人们纷纷思考对策。
我在《经济法基础理论》和一些文章中。分析了当时起码有三种人看到了上述现实情况，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