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道德等非法律的调整却是一种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分散的调整。因为人们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宗教信仰、价值理念是不同的。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没有明确、肯定、统一的标准，这就需要以体现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差别的、以宪法为核心的、集中统一的法律标准为标准。
第四、从保证调整的力量来看：法、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涵盖了道德等其它社会规范调整机制的内容，既有自律也有他律，既讲权利也讲义务，既调整外部行为也涉及内心信念（行为的动机，虽然法律不能脱离开行为去过问其动机，但法律有重大的教育作用，法律调整可以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要求主体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所以法律调整，既有依靠人们内心信念和舆论的保证的优势，又有依靠国家强制力的保证特点。法、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明确的、肯定的、统一的系统，是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制度。
第五、从调整经验和调整技术的完善程度来看：法律调整不仅主要解决的是利益关系、利益矛盾，不仅是一种双向的、集中的、有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而且经过长期的发展，人类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适合各种情况的、相当巧妙的、化解利益矛盾的方法、措施，这些法律文化是今人和后人在思考、设计、制定和实施自己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的措施时，必须借鉴、能够借鉴、也应该借鉴的经验和智慧。我们只要细心浏览一下东西方的、法制史、例如罗马的法制史、中国的法制史，便可产生令人信服的答案。
从以上五点就可以看出，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法律手段较之非法律的社会意识\社会规范等手段，确实具有突出的重要作用，它确实是文明社会的人们化解社会矛盾的精巧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手段。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当人们运用法律手段、通过法律程序化解社会矛盾时，不仅不排斥、而且应该、也常常必须与其他非法律的手段向配合，“徒法不足以自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也可明确这样的道理，即：在一个实行法治的地方，当不需要运用法律手段或不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社会矛盾时，对各种非法律手段的运用，也必须符合宪法、法律的要求，必须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并可以借鉴通过法律以国家意志确立的标准，还可以获得通过法律确立的法律秩序提供的保障。这就是法治，这就是“宪法、法律至上”的真正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