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念，激发了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公民要求获得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摆脱旧有奴隶制神权统治禁锢、翻身作主人的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观的应有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责任回应作为少数民族公民的这种要求获得个人全面解放和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要求；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风潮，正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渴望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的制度回应。所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是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得以巩固、发展的政治认同心理基础。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秩序重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奠基，是对少数民族公民人权保障的彰显，是新中国民族治理转型的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作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而进行的各种政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旧有政治秩序的一种整合和重塑，因此也带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构政治努力的色彩。而且，这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努力，堪属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始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飞跃。
民族国家建构，其要旨在于塑造一个具有共同政治认同、基本政治制度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确保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实现。因此，1954年宪法颁布之前即已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现阶段团结奋斗的总道路，各民族自治区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须遵循此总道路前进”（第三条）；1954年宪法序言中，也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1954年宪法序言第二段），且在总纲第四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这，自然也包括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只是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1954年宪法序言第五段）。所以，为了使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因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的奴隶制、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等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治理模式，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是根本不相容的。
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原有的土司制度、神权统治得以摧毁，而代之以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广大少数民族人民作为国家的公民，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并积极参加地方和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一些当时还处于奴隶制、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甚至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方式的民族，也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积极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改造掉其原始落后的生产关系，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模式，直接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5}96另外，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充分考虑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独特性，在改革步骤安排上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模式上也采用了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模式，且在充分考虑到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渴望获得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制度需求的同时，也通过爱国统一战线团结积极响应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号召的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争取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秩序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
虽然在清末立宪中，即有意识的通过边疆地区行政来实现这种治理转型和国家建构；继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由于国力的羸弱和其时内忧外患的乱世危局，除了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尽最大努力的维持多民族国家政治版图的完整，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治理体系重塑和国家建设中实际上很难有非常显著的成效，这种民族治理模式的真正转型和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才实现了质的飞跃。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于1947年建立了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到了民族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实践证明，大量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即使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行使自治权和参与管理本民族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体现，也是建国加强国家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联系、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于中央政府政治认同感的重要渠道；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后，少数民族干部也是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正常的地方治理任务的具体承担者，可以说，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必备的人事条件，实际上也为国家在民族地区民族治理转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政治精英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