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作的这些条件，不能不使得那些有钱、有闲和有文化的阶层和个人，在民主竞争中处于优越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主权在民的口号和原则，但如同列宁所指出的，工人们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当代西方，金钱民主极为显著。在被选举者中，竞争能力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强弱。每次选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普通平民难以作为高层级的候选人。西方各国选举获胜组阁的每届政府中，其总统和内阁成员绝大多数是所在社会的富翁。即使是投票者情况，也与经济状况有关联。西方众多的研究投票的经典数据显示，投票率与选民的经济收入正相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西蒙·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认为，高收入的选民在选举中有较高的投票率，而低收入选民投票率较低。的确，参与民主活动不同于参与经济活动，人们不仅不能从中得到直接的报酬和刺激，相反要付出相应的参与成本。这成为社会下层深度参与民主的重要障碍。当代的精英民主取向也受到非议。现代社会的规模、复杂性和极大差异性，使得直接民主绝对不宜作为政治管理和控制的一般模式。而各种代议制民主殊途同归地带上了精英民主的性质。的确，广度民主对参与者的要求大多是资格方面的，而深度民主对参与者的要求主要是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维尔弗里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一些精英理论学家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透过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及层级分工的结果，政治权力将会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在《美国宪法的经济分析》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民主体制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电子民主的廉价和便利无疑有利于下层民众，这有助于矫正金钱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倾向，使民主朝着人民性的方向发展。研究政治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专家迈卡·希福莱在2004年11月22日的《国家》杂志重指出：自上而下的政治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竞选、机构和新闻界都是依靠大资本支撑的与世隔绝的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的情况和旧制度不同，出现了很多能够让个体更疯狂、更能亲身参与、更能直接满意的东西。[4]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自1927年诞生以来，已经快80岁了，每年都遴选出对媒体和民众生活影响最大的个人或一群人。2006年度，网民破天荒成为《时代》的年度人物，因为网民夺回了全球媒体的主控权，开创且构成新的数字民主，击败了自认主导世局的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