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作者的思想史观察，则这一转变更有韵味：
首先，相对于法学而言，中国人对政治学更感“兴趣”，因为法学是舶来品，而虽则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研究现代政治的学科则在中国也没有，但作为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即关于权力的研究在中国却一直兴盛，当然必须注意，中国对此的研究却停留在“术”的阶段，而非“学”的阶段。
因此，龚祥瑞老先生在最初选择政治学是自然而然，而且在当时乱世时代，最可能想到的是以改革中国政制，而不可能以法律改变中国，因为：
其次，法律，即使是宪法，相对于政治来说，也是操作性、技术性更强的领域。在宪政领域，在法学视角下，我们看到更多的事司法审查；在普通法系，由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完成，特别是在美国语境有联邦上诉、最高法院法官实现，在大陆法系也由特别的宪法法院在具体的纠纷中实现。
但是，宪法，特别是动态宪法，即宪政与政治关系密切，因为宪政不仅仅是司法技术，更是一系列政治行为的总和，是民主选举、行政管理和法律等行为的总和；如果从政治学的视角观察法学，则可以看到法律背后蕴含的、对权力的基本思想，而不仅仅是司法技术的操作，如作者在该书描绘的，如果要勾勒一下的话，即：第一层，两类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选任官与委任官）只有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建立（P156）；第二层，传统中国是一个以权统帅一切的政治的国家（P45）；因此，第三层，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如果在更为宏观意义上的宪政则无法在技术上实现（P340-350）[7]。
简而言之，从政治学领域进入到宪法行政法领域，并且从前者观察后者，更可能到后来从后者观察前者，则更容易体察到两者的深层密切关系：
如果欲治宪法学、行政法学，如果能够对政治学有深入理解，则更能体察到传统政治对成文宪法的制约，如果治政治学，能够有法律思维，则更能在损害最小的条件下推进改革。而且不管上述两者如何影响，即使不能推进现实改革，亦能推进对它们的理解，从而为以后的体制改革提供达成共识的基础，因为当共识更多时，具体的改革行为也更容易被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