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定罪名说可能面临着两种质疑。第一，若依此类推，所有刑法分则各本条都依据行为方式确定罪名的话，那刑法的罪名岂不要泛滥成灾？但我对这一质疑不以为然。那些刑法分则对行为方式明确列举之后又有概括式规定或者是分则条文已经列举了可能的主要行为方式的，完全可以采用抽象概括的罪名；而对于采用封闭式规定并且列举明显未尽的，则不应该径直拒绝分定罪名。至于罪名“泛滥”的问题，实在不足为虑。学者们完全不必为能脱口说出中国刑法中到底有多少个犯罪而自豪或者为不能做到这一点而羞愧，只要是法官们在具体的司法适用中，能够准确地“找法”定罪就足够了。
对分定罪名说的第二点质疑更值得重视。即，如果按照分定罪名说，前一天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而第二天又醉酒驾驶的，就构成了数罪，就需要并罚；而按照“危险驾驶罪”或者“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就无需并罚，只在一罪的范围内从重处罚即可。但是，既侮辱又诽谤的，或者既窝藏又包庇的，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数罪并罚不是洪水猛兽，而且，这两种危险驾驶类的行为如果按照一罪说则最多只能处6个月拘役，而按照两罪说则可因并罚而最多处1年的拘役，或许更能做到罪刑均衡。
对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反思
对于修正案所新增的这一犯罪该如何理解？是否只要是实施完成刑法所规定的相关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即告成立？在追逐竞驶的场合由于要求“情节恶劣”，所以其更容易被理解为是抽象危险犯；而在醉酒驾驶的场合，由于没有其他限定条件，所以理解为行为犯并非不可能。而且，既然本罪的法定刑罚后果很轻(“处拘役，并处罚金”)，则将醉酒驾驶罪理解为行为犯似乎也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不过，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本罪的法网过于宽泛，只要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就一概认定为犯罪，并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和刑罚经济的原则。
所以，认为醉酒驾驶的场合和追逐竞驶的场合一样，都要求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立法者推定只要是实施了相应行为就类型性地具备了这样的危险，但是允许行为人反证并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罪的成立范围，部分地缓解刑事司法系统在监禁资源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