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科学性。通过阅卷，可以感受到有些案件在处理时，往往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考虑，从而弱化了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价值。为此，审理离婚案件，必须正确处理以下问题：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的关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积累与贡献，既包括货币形式，也包括家务劳动形式。故对家务贡献的补偿，无异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用离婚时家务贡献的补偿取代经济帮助制度。然而，当离婚时男女双方的个人财产总值出现差异时，就会引发离婚当事人在离婚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为避免当事人离婚后生活质量的下降导致生活困难，有必要在夫妻财产分割及家务贡献补偿之后，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其次，要正确处理夫妻财产分割与经济帮助的关系。夫妻财产分割，是夫妻财产效力的体现，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而经济帮助制度，则是夫妻财产效力在离婚时的延伸，是离婚后的一种善后措施，是实质正义的体现。故不能用夫妻财产分割制度取代经济帮助制度。[2]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调适
1、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已成为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过错事实难以认定。《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请求损害赔偿的事由有4项：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在司法实践中，除重婚行为相对较少外，其他3项事由，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事由中多有体现。尽管如此，普遍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举证难，是因为同居行为相对隐秘，举证面临挚肘。实施家庭暴力举证难，是因为暴力行为发生后，当事人未及时报案或未到医院出具伤情诊断证明。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举证难，是因为家事往往不为外界所知，且知情者不愿出庭作证。上述现实问题的存在，使无过错方难以举证，过错事实难以认定。二是离婚损害赔偿情形的界定过于狭窄。在司法实践中，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绝非以上4项。如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的，离婚时均可要求离婚损害。[3]三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前者容易确定，而后者确定较难，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认知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同类案件在由不同法官审理时，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差异，影响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上述问题的存在，制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比例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