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猎得麑，使大夫持以归，大夫道见其母随而鸣，感而纵之。君愠，议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乃觉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况人乎，乃释之，以为子傅。于议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谏，使持归，非义也。然而中感母恩，虽废君命，徒之可也。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袅首。论曰：臣愚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父而卒，君子原心，教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业，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决于事，皆无罪名，不当坐。[7]
以上案例的处理结果基本上都是“不当坐”，即不对当事人进行刑事制裁，反映了司法上的宽和态度。“《春秋》决狱是在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已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封建法制又不完备的情况下盛行起来的。当时由于儒家提倡的礼治原则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不少矛盾，所以需要用经义决狱的方式加以调整。此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封建法典彻底儒家化才最后终止”。[8]
应该说，从整体倾向看，董仲舒的“原心论罪”还是兼顾了犯罪事实与犯罪动机，只是在涉及伦常犯罪时比较强调考察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即从道德的角度衡量其动机是否邪恶，如果动机邪恶，即使并未完成犯罪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如果犯罪者一贯品行端正，仅仅是初犯，则可从轻论断。如此看来，董仲舒的“原心论罪”似乎无可厚非，与所谓任意出入人罪的后世恶评似乎并无所涉，何况董仲舒主张“赏不空行，罚不虚出”（《春秋繁露·保位权》）以及“务德而不务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等等，其所着《春秋决狱》所收案例也多为刑罚宽免之事。因此，可以说“原心论罪”这一司法原则至少在董仲舒手上并未产生严重副作用，但司法实践中酷吏借用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意出入人罪则有可能，如《盐铁论·刑德》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显然属于“原心论罪”原则的过度运用而产生的流弊。
三、董仲舒司法思想的价值取向：人道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