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为其“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预设了一个形而上的根据—“天”论和形而下的根据—人性论，并在论述其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明确了国家司法权的定位—辅助道德教化，由此而阐释了他的司法思想：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必须符合道德要求、体现道德精神并对德教起辅助作用—这就是“德主刑辅”的意思，此处之“刑”当然包含了刑事司法的含义。董仲舒虽然主张“性待教训而后能善”（《春秋繁露·实性》），要求统治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他从来也没有完全否定“刑”（包括刑事司法）的作用，而只是强调了“刑者德之辅”即刑事司法的辅助地位。正如自然界中有“阴”的力量一样，人间社会也必须有“刑”（含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力量，这才体现“天人相类”的特点；而对普通人性来说，皆有“贪”、“仁”两种品性，如果没有刑事司法的威慑力量存在，将会使人放纵贪欲而日趋邪恶，故必须“设刑以威之”。因此，国家司法权的功能不仅是禁人为恶，而且也能驱人向善—因为拒绝向善者必然面临严重的司法后果。这就是董仲舒司法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二、董仲舒推崇的司法原则：“原心论罪”
《春秋繁露·精华》云：“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这就是着名的“原心论罪”原则。“听狱”是断狱或审判的意思，“本其事”是指考察犯罪的客观事实，“原其志”是指考察犯罪的主观动机，“志邪”是指动机邪恶，“本直”是指犯罪者一贯表现良好。“首恶”指首犯，根据《盐铁论·周秦》所谓“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五之相坐”的说法，可知“首恶者罪特重”是针对连坐规定而言，反对株连无辜。引文大意谓根据《春秋》经义断狱，要求既考察犯罪的客观事实，又考察犯罪的主观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未能实施犯罪，也要进行惩罚；对犯罪团伙的首犯要从严惩处（对胁从宽免）；对表现一贯良好而偶然犯罪的人可从轻论处。
有的学者对上述引文解释道：“‘本其事’就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由此追查犯人的思想动机和目的，也就是‘原其志’。在这里董仲舒提出了一套内容丰富的断狱思想：(1)从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犯罪事实出发，分析考察犯罪人的思想动机和目的。如果既有犯罪行为，又有犯罪动机目的，就构成了故意犯罪，应予从重处罚；如果只有犯罪行为，而无犯罪动机目的，虽然也构成犯罪，但只是过失犯罪，应予从轻处罚。这样，董仲舒就从犯罪人心理的深度，把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明确区分开来。(2)只要有犯罪动机目的，即使没有实施全部犯罪行为和最后完成犯罪，即犯罪预备、未遂、中止，也要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既惩罚犯罪的完成形态—既遂，也惩罚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3)在共同犯罪中，应从重惩罚首犯，即对首恶与从犯予以区别对待。”[4]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原心定罪”说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