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尽善”，要实现德性的完善需要接受后天的道德教化，从事道德修养。他说：“今万民之性……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又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之以仁义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说：“性者，天资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而对不愿接受教化且肆意作恶者，则进行必要的惩罚，因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法度自然不可完全弃而不用。董仲舒指出：“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谊，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董仲舒传》）上述人性理论实际上为其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
有学者指出，董仲舒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善须王教而成”的主张。他强调靠礼义来节制人的情欲，称“好色而无礼则流，饮食而无礼则争，流争则乱。故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并“把善须王教而成，同性有善端的思想结合起来……性是天资之朴，善是王教而成，离开天生资朴之性作基础，圣王的教化作用就不可能实现；离开王教的作用，天生资朴就不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善。而注重德教，是孔孟共有的思想，讲性有善端，又是孟子的思想，因此，董仲舒的善需王教而成的理论又包含着孔、孟的思想成分”。[2]
也有学者认为，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区分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人性中善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所谓“性待渐于教训而后为善”即指此言。“……圣人之性、斗筲之性都不是他所说的质朴之性，也就不属于他所要讨论的范围，而只有这种有善质尚未为善，经教化可以引导为善的中民之性才是他要讨论的性。这里，董仲舒把‘性’分为三类，实际上是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的继承与综合，但他对‘性’的理解与孟荀有很大区别。……董仲舒则认为他所要说的‘性’本身是自然质朴的，它仅仅包含着可能为善或为恶的根据与可能，而要去除人性中这种潜在的恶，实现其可能的善，还得依靠后天的教化、培养。因此，在他看来，探讨‘性’的问题，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明确如何才能使人性实现善，完成善，达到圣人之性”。[3]上述说法颇有道理。董仲舒的人性理论既是其道德修养理论的基础，也是其预防犯罪策略的理论根据，因为人性的不断完善是人逐步摆脱犯罪诱惑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