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与会各方对合适成年人的功能达成了共识，可是在具体操作上却有很多的不同：第一，合适成年人参与的条件不同。上海模式将合适成年人作为代理人的补充，即公、检、法讯问或审判涉罪未成年人，在其法定代理人无法或不宜到场时，才由合适成年人到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云南盘龙模式则是基于国家亲权的理念，将合适成年人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即不论是否有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均可参与诉讼，甚至合适成年人在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仍可以主动参与到司法程序中。第二，合适成年人制度适用的对象不同。上海模式不仅适用未成年人，还适用于残障人员、外来及少数民族人员与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员；而云南盘龙模式只是适用于触法未成年人。第三，合适成年人参与的诉讼阶段不同。上海模式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适用于侦查阶段、检察阶段与审判阶段；而云南盘龙模式的合适成年人制度，不仅适用侦查、检察阶段与审判阶段，还适用于矫正阶段，其具体职能如下：首先，出席旁听警方的讯问活动，见证警方的执法，维护触法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参加司法分流活动，在维权基础上，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原因等社会背景情况进行调查，向司法机关提交社会背景调查报告，为违法未成年人争取非诉讼和非监禁处置，且为从轻减轻处罚创造条件。再次，配合协调有关部门对非监禁处置的违法未成年人开展社区、家庭、学校的监管、帮教工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统一的立法缺失。从2002年合适成年人盘龙试点建立到现在，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专门的有关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法律出台。第二，实践中缺乏合理的理念指导。合适成年人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挽救、教育触法未成年人，应该有统一的理念指导，同时也能作为法律法规缺失与模糊时的行为准则。第三，缺乏科学的模式。各地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制度大不相同，如性质、地位与职能等，造成了在同一名称下多元化的运行模式。而这样缺乏理念的多元化的运作模式，不利于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的保护，也不利于合适成年人工作的交流与沟通，更不利于合适成年人制度的长远发展。不过，国际上对合适成年人制度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各国也根据本国的国情建立了相关的制度体系，尤其是美国的审前服务制度与缓刑官制度，更是其中的典范。因而，基于我国具体国情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特点，我们必须选择科学的合适成年人制度模式。
二、美国的审前服务与缓刑官制度
针对未成年犯罪案件，当今国际社会的处理方式有一些共同点，如力求从触法未成年人的身心出发进行调查，与成人案件分别处理，从宽从轻判决，着重保护、矫正与改造，设置专门的保护机构[2]等等，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以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核心的合适成年人制度起源于英国，其职责和美国的审前服务制度与缓刑官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为触法未成年人提供特殊的优先保护，以期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尤其是美国的审前服务制度和缓刑官制度前后衔接，从帮助取保候审到量刑前的调查报告、庭审参与到最终的矫正，能更好地维护触法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极大地提高司法的效率与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