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医疗费用理赔范围的争议
观点一，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核定。即区分公费与自费部分，保险公司仅对公费部分予以理赔。该观点系基于此为合同的明确约定，只要从合同形式上审查，保险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就应按约履行。同时鉴于现实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随意大开处方药、保健药的现象，确有必要限制对非医保费用的理赔。
观点二，医疗费为抢救受害人的合理必要费用，保险公司应全额理赔。该观点往往以该条款为免责条款、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为依据提出，并结合公平原则，认为只要是被保险人赔付给受害人的医疗费，保险公司均应承担责任。
观点三，以国家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标准为基础，在一定幅度内适当调整医疗费用项目。以“基本医疗保险标准”为基础的理由与本争议中观点一的理由相同。在一定幅度内适当调整医疗费用项目，是基于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过低而且存在一定的弹性，并非泾渭分明。例如药品界定不清、新药尚未明确使用范围，每年的医保药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是救治必须费用应由司法机关在个案中进行判断。尤其对于国产药品、医疗器械与进口药品、医疗器械，其分类与公费、自费的划分标准不一定完全一致，因此应依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三、折射：车辆商业险的实践缺憾
（一）未形成统一的车辆商业保险价值理念
近年来，金融消费者理念的提出让理论界、实务界趋之若鹜。尤其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的确，给予金融交易中自然人以消费者地位和相应保护，可以提高普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确保金融交易维持良好秩序。我国也已将其作为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领域购买相关商品、接受相关服务的自然人、个人的统称。[6]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保险公司作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公正的天平应向金融消费者倾斜，加重保险公司的法律责任。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保护消费者的限度问题。如若天平过分倾斜，反而可能矫枉过正，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影响金融业的正常发展。以本文涉及的车辆商业保险为例，三者险与车损险是以全体被保险人为整体对象，根据大数法则分散被保险人责任风险的商业保险，保险条款对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产生的损害结果进行适当划分，限定保险公司承担其中部分的损失是合理的，是属于对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例如，关于医疗费用赔付条款，规定按医保范围标准核定赔偿额，就是对不合理费用的合理限制。若一味地保护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收取的保费都用于填补已经发生事故被保险人的损失，那么，这将会间接地损害其他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的利益，造成车险业的“公地悲剧”。[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