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争鸣：车辆商业险纠纷的司法困惑
（一）限责条款性质的争议
不论是我国合同法还是保险法，对限责条款的性质均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司法实践中对其性质存在三种认定。
观点一，限责条款为一般性保险责任范围条款。限责条款系指对保险人承担责任范围的限制，是从外延上对承保风险范围的具体界定，是保险产品特有的表述方式；与保险责任范围条款相类似的是，两者都属于根据保险合同的性质，保险人所应予赔付的内容。因此，在保险法对限责条款的法律性质没有作出明确界定的前提下，应将其作为一般性保险责任范围条款。
观点二，限责条款具有免责条款的性质。新旧保险法对“免责条款”的表述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变更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立法者的修改体现出对此类条款作广义解释的倾向，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应局限于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项下的内容，限责条款同样应涵盖于内，应认定为免责条款。
观点三，折中论。限责条款是介于责任范围条款与免除责任条款之间的“灰色地带”，一概认定为免责条款，对保险人苛以严格的说明义务，将导致过多加重保险公司的交易成本，而该成本最终会转嫁给被保险人，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保险业发展；一概认定为责任范围条款，可能造成保险人以限责条款代替免责条款，易引发规避法律责任的道德风险。因此，应合理区分认定限责条款的法律归属。判断限责条款是否应定性为“保险责任范围”的标准应有如下几点。
一是以机动车商业保险设立目的为主要标准。在交强险与三者险、车损险等任意性保险构成的双层车险赔偿结构中，交强险的基础在于“法定契约”，关注受害人的损害弥补，具有社会底线伦理的道德意义。[1]与交强险不同，三者险与车损险等商业险种的设立更加侧重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相对公平性，其目的在于分散由于交通事故等造成的不确定危险给人们带来的不利益，将危险造成的损失通过分摊方式限定于具体当事人可承受的程度之内。[2]因此，车辆商业险更加应突出理赔范围的合理性。符合合理性目的的限责条款应归类于责任范围条款。
二是以一般条款使用人的理解程度为补充标准。在对车险制度作出分析的基础上，应考虑到保险人相对方的认知和理解程度，确定车险中被保险人的“理性人标准”，并据此修正限责条款的属性。在对保险合同的理解中，理性人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