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私权的社会阶层边际效用
如果再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还会发现隐私权对女性的边际效用还可以进一步的区分：隐私权的边际效用对处于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女性来说也是不同的。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来说，对隐私权进行更为严格的保护的法律政策一般并不会给这一阶层的女性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者说，由于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女性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为自己购买到更加严格的私人隐私防范措施，诸如与普通居民区隔绝的豪宅别墅，在公共场所使用专用的区域以及私人保镖的贴身服务等等。这样，严格的隐私保护对于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来说实际上就相当于比尔·盖茨多挣了100美元，没有多大的效用。也正是由于这一阶层的女性的隐私由于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投入进行保护，其隐私才更难获得，所以才显得奇货可居。可以想象，娱乐记者千辛万苦偷拍到的模糊的“艳照门”女主角之一换内衣的照片都能引起巨大的轰动，[6]“艳照门”如此赤裸裸的暴露能给好奇的民众带来多么巨大的心理满足。香港“艳照门”事件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明星的隐私较普通人而言更难获得，奇货可居，对于民众来说具有最大的边际效用，从而充分地激发和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而这只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隐私更难被侵犯。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的隐私权就不值得保护，而只是指出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由于无法像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一样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她们的确是隐私权保护漏洞的最有可能的受害者。这只需要一点常识就可以发现。在互联网上，夏天偷拍女性身体部位的照片铺天盖地堂而皇之的四处散布。而大部分的偷拍偷照都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而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者无疑是大部分经济地位较为低下的女性。因此，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为低下的女性来说，严格的隐私权保护对于她们来说则具有最大的边际效用，是穷人的100美元，因为大部分的普通女性无法承担较高社会阶层的女性才能支付得起的隐私保护费用，她们必须更多的依靠法律提供的公共资源来保护自己的隐私。而法律却只能为她们提供较低程度的隐私保护。就意味着这些本来就已经没有多少社会资源的女性必须要尽力承担和较高阶层的女性一样的保护隐私的费用，这让本来就已经在社会经济阶层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雪上加霜。势必让大多数在男权社会中经济地位本来就不高的女性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从科斯定理的角度来说，这又是一次没有效率的分配，是把对绝大多数女性有更高的价值的权利分配给了有没有这些权利都无所谓的一小部分女性。而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说，这种看似公平的隐私保护策略实际上是男性法律观念主导的结果，最终的结果是造就了女性不得不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的进一步的屈从。虽然我无法赞同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应当完全以女性的角度来改造法律制度，但从对隐私权的边际效用分析的结果来说，隐私权的确是一种带有更多的性别底蕴的权利，大多数中下阶层的女性的确可以从更严格的保护隐私法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这种看似平等的法律实际上是不公平和缺乏效率的。法律实际上只保护了男性和一小部分女性的隐私权，而大多数女性的隐私权则处于保护不足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