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审法院认为，如果将涉案《还款协议》和《还本付息协议书》约定的“以券抵债”认定为代物清偿，那么＜补充协议》第一条则是对该代物清偿特别设置的附加条件，第二条则是对这种附条件代物清偿的确认。就缔约目的而言，包括代物清偿在内的各种清偿方式均应以确保债务实现为目的，并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之方式履行债务。涉案《还款协议》等关于“以券抵债”之约定，体现出乙公司通过代物清偿方式清偿其对甲银行欠款债务之合同目的，而涉案《补充协议》两个条款之特别安排，则突出体现出债权人甲银行防御代物清偿方式所蕴含的债券不能兑付的法律风险和确保自身债权安全实现之缔约目的。应当看到，双方之间债务原本状态是给付金钱债务，签订“以券抵债”协议和《补充协议》之目的，应在于清偿乙公司对光大银行的欠款债务，而不是进一步损害甲银行的权益，更非意在使乙公司将来通过对“保证”一词进行表面文义解释而轻易免除责任。丙证券公司之特种金融债券虽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行，但亦存在届期不能兑付之可能，此系债券兑付风险之所在。为防止本应由乙公司负担的债券兑付风险因“以券抵债”之债券交付而转移给甲银行，在涉案债券于2000年3月3日交付之前，甲银行与乙公司于2000年1月28日签订《补充协议》，并特别强调第2条以第1条为基础，为“以券抵债”这种代物清偿行为设置附加生效条件，其合同目的明显在于防止兑付风险因债券交付而转移给甲银行，从而确保甲银行债权清偿之安全。因此，将涉案“以券抵债”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的整体安排解释并认定为附条件的代物清偿，不仅符合当事人之缔约目的，而且符合《合同法》第62条第4项关于“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之规定精神。根据《合同法》第45条第1款关于“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之规定，尽管乙公司已实际交付债券，但由于涉案债券因发行人停业整顿而不能如期兑付，乙公司亦未按期足额划款，《补充协议》设置的代物清偿所附之生效条件未能成就，因此乙公司的原有欠款债务并未消灭，其仍应清偿原欠款债务。此外，涉案两份《还款协议》以《还本付息协议书》亦可被解释为乙公司对甲银行的欠款债务由丙证券公司通过债券兑付的方式代为履行，构成《合同法》第65条规定的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法律关系。涉案《补充协议》第一条之约定可谓对在第三人丙证券公司不能履行债务的情况下由债务人海口营业部继续履行欠款债务的确认。根据《合同法》第65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之规定，由于作为第三人的丙证券公司未能履行约定债务，因此债务人乙公司应当向债权人甲银行承担违约责任，其欠款债务依法不能免除。
其次，本案当事人之所以会就《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产生是否构成《担保法》意义上债权担保之争论，是因为该条约定中出现了“保证”一词。终审法院认为，由于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多义性，因此依据《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关于“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确定条款真意之规定，应着力于探寻合同条款之真意，而不应仅满足于对用语含义的表面解释，更不能拘泥于合同所使用之语句。因《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担保是保证人对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故欲构成《担保法》意义上之保证担保，应以存在被担保的他人主债务为前提。在系争案件中，若要认定乙公司在《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中作出的“保证”构成《担保法》意义上之保证担保，则必须认定丙证券公司向甲银行兑付债券义务属于被担保的他人主债务，进而必须认定乙公司对甲银行的欠款债务已因“以券抵债”而消灭。但如前所述，由于涉案“以券抵债”属于附条件的代物清偿或者由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而“以券抵债”所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第三人丙证券公司亦未履行债务，乙公司的原欠款债务并未消灭，因而无法生成保证担保中被担保的他人主债务以及相应的保证担保。故终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关于“由于乙公司自愿承担对丙证券公司发行债券到期兑付还款的担保责任，故乙公司为丙证券公司的保证人”的认定不妥。乙公司关于其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的主张于事实和法律均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