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括上述，礼乐政刑与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综合治国是古人从国家统治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治理国家既不可只凭礼乐，也不可以专用刑罚，而必须本用结合，综合为治。唐人以昏晓阳秋的自然现象来比喻德礼政刑四者的永恒的联系，表现了极高的认识水准。
明太祖建国之初，以“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45]的原则，实行重典治赃吏，虽然收到一时的效果，却并未能杜绝犯罪，以至于发出“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46]的感慨。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成后，他总结三十年的统治经验，得出“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使“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47]的道理，强调“礼乐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有“以德化天下，”兼“明刑制具以齐之”，[48]才能使得国家实现长治久安。
礼乐政刑与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综合治国，符合国家发展规律，是政治智慧的凝结。以德礼为治世之本，以政刑为治国之具，四者综合为用，既可导民向善，缔造仁政，又可明慎用刑，法致中和。可致一朝盛世，还可谋求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综合治国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古代法理学的重要内容，表现为：
其一，礼治、德治、法治相互连结，综合为用体现了以人为本、仁政为先的政治观与兴礼乐致中、和明刑弼教的法律观的统一。四者（指德礼政刑）达则国兴，四者乱则国危。
其二，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前者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重德的精神，后者说明了施刑不以惩罚为目的。以德为主不仅主导刑罚的运行方向，更着眼于建设仁政。所以孟子才敢自豪地宣言：“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倚大……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49]正因为有这种理论的指导，所以古代中国法制从不偏狭而局限于严刑峻法。以刑为辅并非忽视刑罚的作用，而在于既惩恶又劝善，使法律义务兼顾道德义务，从而减少适用法律的阻力。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由惩恶而兼弼教：以法附礼，使法律道德化，出礼而入于刑，体现了中国古代刑法学的价值取向以及独树一帜的道德观和法律观。
其三，以昏晓阳秋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综合治国的永恒价值，是追求社会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法理学上的具体化。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古代综合治国的问题。本文体现了最近的一些思路，仍希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张晋藩，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
【注释】《史记·乐记》。
《尚书·大传》。
《左传·昭公七年》。
《史记·礼书》。
《孝经·广要道》。
《左传‘文公十八年》。
《尚书·康诰》。
《孝经·广要道》。
《论语·述而》。
《礼记·乐记》。
《礼记·乐记》。
《礼记·乐记》。
《论语·泰伯》。
《左传·文公十八年》
《尚书·康诰》。
《左传·定公四年》。
《明史·
刑法志》。
《礼记·乐记》。
《礼记·乐记》。
《礼记·乐记》。
《左传·僖公十一年》。
《礼记·哀公问》。
贾谊：《新书·礼》。
《大戴礼记·礼察篇》。另见《汉书·贾谊传》
《后汉书·陈宠传》。
《论语·子路》。
《荀子·劝学篇》。
荀悦：《汉纪·武帝纪四》
《汉书·酷吏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论语·为政》。
《孟子·公孙丑上》。
《春秋繁露·立元神》。
《春秋繁露·立元神》。
《汉书·董仲舒传》。
《汉书·董仲舒传》。
《贞观政要·孝友》。
《贞观政要·
刑法》。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八
《朱子语类》卷二十三。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朱熹：《论语集注》。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
沈家本：《寄簃文存·法学盛衰说》
《明史·
刑法志》。
《大明律》序。
《明史·
刑法志》。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
《孟子·公孙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