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贞观政要》有以下记载：“道之以礼，务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爱，则无相伤害之意，动思义，则无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及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37]“盖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者，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后世之为治者，德礼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德礼不能使民有耻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无耻矣。甚而至于罪丽于十恶尚忍言之哉。”[38]
唐代着名的古文大家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提出：“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
着名的《唐律疏议》在名例篇中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并以自然现象的“昏晓阳秋”来比喻德礼刑罚之密切联系永恒运行互补互用而不少变，所谓“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宋时被理学家朱熹称赞为“无书不读”、“无物不格”的陈淳，对德礼政刑综合治理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说：“政者为治之具。若法制禁令，凡听断约束之类，是也刑者。辅治之法，若墨劓剕宫大辟鞭扑之类是也。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故民亦畏威革面，不敢为恶，以苟免于刑罚，然无所羞愧，则其为恶之心未亡也。德礼者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乃吾躬行之所实得者，若孝悌忠信之类是也。礼则制度品节，若冠昏丧祭之仪是也。以已德先率之，则民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则明礼以齐一之。俾之周旋浃洽，良心日萌，自将愧耻于不善，而又有以格至于善也。是四者功用之不同，而皆不可以偏废。若专务德礼，而不用政刑，则徒善不足以为政。专用政刑，而不务德礼，则又徒法不能以自行。”[39]
朱熹对此也曾经有过论证，说：“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不可。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40]“圣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礼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书说刑期于无刑，只是存心期于无，而刑初非可废。”[41]“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42]
明丘浚说：“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以缺一者也。”[43]近人沈家本也说：“以德礼是制治之原，不偏重乎法，然亦不能废法而不用。”[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