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族政治之礼已经崩解的背景下，乐无法发挥其有效功能，所以“乐坏”也是必然的。乐自春秋中期开始即慢慢式微，其所承担的主要功能逐渐融入于礼，成为礼俗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激烈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尖锐的阶级反抗，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潜移默化地影响道德人心，唤起人心向善的“乐”的一般功能也已调整乏力。不过，乐仍有其活动空间，譬如，吉、凶、军、宾、嘉五礼各有相应的乐，但其作为六经之一的地位已经丧失。
早在周初，周公旦从天人合一的理论出发，论证了德的保民的内涵，以“明德”、“敬德”、“成德”作为礼的基石。失德者失民，失民者亡国亡身，更遑论天子、贵族之礼。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31]孟子也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32]这些也都为德的价值、德与仁政的关系作了注脚。至汉代，汉儒董仲舒大肆宣扬德治，强调为政以德，发挥德的治国之具的作用。他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33]由于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因此他所说的“崇本”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由此而追求以德为舆论准备的仁政。他告诫人君，要以施仁政为目标，“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也。”[34]正是着眼于德的治国的实际效用，故此后德的治国位置列于礼之上，以德为礼之本。
在德刑关系上，董仲舒鉴于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因而导致“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十四岁而国破亡矣”，[35]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命题，并从阴阳五行学说加以论证。“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宵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36]经过董仲舒与其他汉儒关于德治与德刑关系的论证，大德小刑、阳德阴刑、先德后刑成为汉以后中国法制历史的一条主线，为封建社会德主刑辅的正统法律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历代关于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综合治国的论者不绝如缕：
《汉书·酷吏传》颜师古注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谓御以政刑，则人思苟免，不耻于恶；化以德礼，则下知愧辱，而至于治也。”
《晋书·四夷列传》说：“经国者，德礼也；济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则纲维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