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回报期待的标准在经历了Agins案的发源、Penn Central案的振兴以及Monsanto案在最高法院的确认之后，包含着两个主要判断因素：第一，信赖利益。许可所产生的既得权利是投资回报期待的基础。[45]因此不动产所有人基于政府先前的许可而产生的回报期待如果被随后的管制所损害，则认为是对私人的投资回报期待产生影响，此种管制将转化为管制征收，需要补偿。第二，既有的法律以及管制政策是否存在管制征收的风险。如果既有的法律及管制政策可以合理地推测某一块土地将可能会被管制征收，则该块土地在这些法律与管制政策产生之后就不存在投资回报期待。[46]反过来说，如果先前的法律及管制政策并没有对那块土地产生管制征收的风险则所有者在该块土地上存在投资回报期待，此时如果政府实施的管制对他的期待产生影响的话，而管制转化为管制征收。
四、政府行为的性质（the character of the governmental action）
政府行为的性质是最直接的标准。在Penn Central案中法院认为当政府对私人财产的物理性的占有与对私人财产利用实施管制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容易被认为转化为征收。[47]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州法院有理由认为禁止某特定的土地利用之后大众的健康、安全、道德及福利能够得到提升的时候，法院就会支持对该土地管制，尽管该管制对土地的利益造成了破坏。”[48]也就是说，如果管制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特别巨大，则即便对私人的不动产价值构成了减损也不能认为该管制转化为征收行为。
一般而言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对有害于公众的财产利用行为实施管制不转化为征收，而对于公共利益有所增加的财产利用行为实施的管制则会转化为征收。但是有些行为是对公共利益介于有害与有利之间的，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就只能依据Penn Central案的前两个标准来判断管制是否转化为征收。
美国最高法院Penn Central案判决两年之后，在Agins[49]案中又提出了新的以政府行为性质来判断管制是否转化为征收的标准。在该案中法院判决道：“如果针对某一特定财产适用一般的社区风貌管制法律之后，没有显着提升正当国家利益……或者使得土地所有者无法在经济方面利用他的土地，则该管制转化为征收。”[50]因此Agins案形成了政府管制的性质以及经济利用这两个判断管制是否转化为征收的标准，政府的行为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之一就转化为征收。
政府的管制是否显着提升国家利益。法院认为虽然什么是“显着”没有精确的指标，但是可以通过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比较来得出是否显着。[51]法院提出了几个利益的比较点，比如原告在该管制中的利益与负担主要有：第一，对原告的财产利用虽然有一定的管制，但是该管制带来的利益不仅仅是公众享受，原告也有一定的享受。第二，并非原告一个人承担了警察权力行使带来的负担，该负担公平地由其它所有者与原告一起负担。这一观点基本是公共利益负担平均的学说，即任何人不能负担多于平均的公共负担，否则政府应当补偿。第三，虽然管制限制了原告对财产的一定利用方式，但是并没有限制原告在管制措施允许的范围内利用自己的财产。[52]因此在将原告与政府管制所带来的利益进行权衡之后法院认为政府的管制显着的提升了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