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违宪条件标准在Nollan及Dolan案判决之后得到美国司法系统的认可。违宪条件要求政府对个人土地开发许可中提出的附加条件应当符合以下标准：“当（所有者）所寻求的财产利益与政府所给予的利益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联系时，政府可能不得要求个人放弃宪法权利……”。[35]违宪条件在Nollan与Dolan案中有一个递进的过程，前一案件时只提出来了政府对私人土地开发许可中提出的附加条件缺乏必要联系时会转化为征收，到了后一案件时，对土地开发计划造成的影响与政府所附加的条件之间要求大致成比例。“违宪条件”有两个判断标准，即政府所提出的附加条件：第一，必需与国家的正当利益有必要联系；第二，与所有者的土地开发计划所造成的影响存在大致比例。[36]如果政府的附加条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则政府的附加条件的管制措施会转化为管制征收，反之则不会。
三、明确的投资回报期待（distinct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s）
投资回报期待标准最早出现于1980年的Agins[37]案中，但当时该标准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直到PennCentral案后才成了管制征收的重要认定标准。在Penn Central案中，法院认为当一个管制：“……如此明确地妨碍了一个投资回报期待以至于可以将其等同于征收”，[38]但是当该管制：“并没有影响到宪法第五修正案所指向的构成原告财产所带来的预期利益”[39]则不转化为管制征收。虽然法院没有明确定义该标准的具体指标，但可以通过例子说明。假设某人购买了一块土地，当时就知道该块土地面积太小而违反了社区风貌管制（zoning）方面的法律。该土地所有者因为管制的原因而无法开发利用其所有的土地，但是不得申请因管制而导致自己财产被征收，因为在购买违法土地时应当清楚其后果。该例子中所有者在购买违法土地时不具有明确的投资回报期待。同时如果某块土地已经被其所有人让渡权利作为开放性的禁止建设地，则其后购买者就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建筑房屋“明确的投资回报期待”。在法院认为明确的投资回报不能是投资人“单方面的期待或者抽象的需要而确定”。[40]因而如果所有者在购买土地的当时有公共档案记录其所购买的土地上有财产限制的话，而该所有者应当知晓其财产使用是受限的，且不能对该限制申请认定为征收而获得补偿。[41]
投资回报期待在最高法院判决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案件是Ruckelsbaus v Monsanto Co.[42]案。在该案中Monsanto杀虫剂公司向环保署申请杀虫剂的销售许可。申请销售许可时杀虫剂生产商必需按要求将一些商业秘密，如杀虫剂的成份等等，提交给环保署，这样环保署才能以此为基础来考量别的生产商的申请。而环保署在制定相应规章时却将先前提交申请的Monsanto生产商的商业秘密公布于众。因此Monsanto生产商认为环保署的公布行为转化为征收，需要进行补偿。法院认为商业秘密是按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需要保护的财产，同时，认为该案可依据投资回报期待作出分析。基于Missouri州在Monsanto杀虫剂公司提交申请当时的法律规定，申请中涉及的数据构成商业秘密。[43]因此Monsanto杀虫剂公司基于法律保护其向行政机关的商业秘密而对自己的商业秘密这一财产存在明确的投资回报期待。所以考虑到法律所保证的保护商业秘密以及该法律保护给Monsanto杀虫剂公司提供了合理的投资回报期待，[44]法院结论是政府对该公司的商业秘密的使用转化为征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