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税收法治原则的贯彻
但凡提及房产税改革，就有学者担心：此项改革将会增加民众负担，从而引发群众不理解或反对。按照搜房网的一项调查显示，支持开征物业税的人数仅占被调查者的8％，而不支持者的比例则占到了90.75％。[36]“如果没有说清楚这个税用来做什么，对百姓有什么益处，很难想象开征后能有多高的税收遵从度。”[37]
从税收法治的历史来看，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之后即逐渐形成了“无代表则无税”或“未经承诺不得征税”的思想。“‘无代表则无税’，实质上就是要求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它要求在税收立法上，要实行‘议会保留’原则。”[38]税收法定和法律保留原则的确立，与现代宪法对私人财产的尊重与保护紧密相关，因为税收本质上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私人财产进行强制、非罚、无偿转移的过程。“税收的征收本身，即隐含着扼杀个人自由的危险。随着现代国家税收负担的急剧上升，公权力借由课税而无孔不入，成为法治国家不设防的侧翼，进而影响到宪法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39]人们基于对国家这种“必要的恶”的考虑，一方面承认税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其进行必要限制。
税收法定原则或称税收法定主义，通常被学者简明地表述为“课征税收必须有法律依据且严格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40]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应当具有形式与实质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从形式角度看，税收法定原则表现为“法律规定”。大多数成文法国家都规定税收应当由法律规定，如德国《魏玛宪法》第134条规定：“全体公民必须依据其资力，遵照法律上的规定公平负担赋税”；巴西《联邦宪法》第141条第34项规定：“除法律规定外，不得征收任何捐税，但关税或为战争征收的捐税不在此限。”[41]第二，从实质含义观察，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征税获得民意机关的同意，因为无论是按照社会契约论还是其他国家理论，人民且仅有人民自己有权决定对财产权利的让渡。这一实质在英美国家中表现更为明显，如英国《大宪章》中规定国王“如欲征收贡金与免役税，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住持、伯爵与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公意。”[42]美国宪法第1条第7项规定：“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可以如同对待其他议案一样，提出修正案或对修正案表示赞同。”[43]税收法定原则应当是形式与实质内容的统一，而实质在该原则中应当占据主导地位。
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学理研究中已居于税法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并且在法律中有所体现：《立法法》第8条第1款第8项规定“关于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当然，何谓税收的基本制度需要由立法机关进行解释，但无论如何，事关税收的实体法律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应当由法律进行规定。由此，我国税法学者普遍将矛头指向税收立法的位阶问题，希望通过法律来规定实体税法。此种认识在形式上完全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但未触及该原则的实质。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如果赋予地方政权完整的税权（包括地方税种的立法权），则通过地方法规规定地方税的情形势不可避免。如此这般的实践如何与税收法定主义相吻合，是抛弃税收法定主义而迁就事实，还是另谋他途？实际上，只要抓住税收法定原则中人民同意征税的关键与实质，则征税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法律还是地方法规，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由此，要开征房产税并将其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应当贯彻税收法定、法律保留与人民同意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