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面对的并非上述文本在韦斯巴芗时代的适用情况，而是它在优士丁尼时代的有效性。遗憾的是，优士丁尼并未像韦斯巴芗一样制定一部类似的宪法文件，但他对于谕令权授予法是承认并重视的。在其法典编纂中4次提到这一法律（它们是I.1,2,6;C.6,23,3，为乌尔比安服务的元首亚历山大·塞维鲁发布的一个敕令；D.1,4,1pr．等），这证明优士丁尼继续承认谕令权法的存在和效力，本文研究的优士丁尼文本属于其中的一次。在这4次提及中，除了一次采用Lex imperii的共和时期名称，其他3次都采用Lex Regia的王政时期名称，以适应拜占庭人对王权性质的理解{23}551。至此就可以理解，舒尔兹为何认为乌尔比安不可能写出“王权法”之类的文字，却又肯认他关于有一个授予元首权力的法律之说明了。

　　在优士丁尼时期，也存在被称之为御前会议（Consistorium）的类似于元首顾问委员会的机构构成对皇权的制约。此等机构与以前的元首顾问委员会主要由元老和骑士组成不同，它主要由卸任长官或现任长官构成{40}265。所有的法律、敕答和审理，在皇帝尚未为决定的情形，都由书记官（Scrin-ia）在财务官等长官的指导下起草方案，然后在此等御前会议上形成草案{40}253。读通过。在这样的程序制约下，如果不能说皇帝的任性不是没有，那也很少有自己的空间。

　　非独此也，优士丁尼的文本本身还从两个途径排除了君主的任性成为法律的可能。其一是方式法定主义的途径；其二是普遍性的途径。容分述之。

　　先说其一。在优士丁尼的文本中，只承认敕答（“皇帝以书信决定的任何事情”，是皇帝对于人民或官吏就法律上的疑问所作的批复，效力及于全国，在皇帝敕令中占很大比例）、敕裁（“皇帝在审理中决定的任何事情”，即皇帝在非常诉讼案件的初审或再审中所为之裁判，原则上其效力仅及于本案当事人，但裁决如涉及法律问题，全国法官均当援用）、敕谕（“皇帝以告示命令的任何事情”，它是对全体人民所发的通令，效力及于全国）具有法律效力。换言之，皇帝的任何其他决定，不得成为法律。这样，一些皇帝非经深思熟虑决定的事情，就不致于成为法律或恶法了。至于所谓的训示（Mandata,是皇帝在官吏就职之时对其做出的指示，其效力本仅及于接受训示的官吏，后因同级官吏有统一的训令，故实际上个别的训令都有广泛的拘束力，内容多为行政性的），尽管被一些罗马法学者认为是敕令的一种{48}，但由于缺乏充分的普遍性，优士丁尼的文本并未把它看作法律，而且，法学家也不把它包括在皇帝敕令中，而是把它们作为特别类型的皇帝规范{23}574。

　　次说其二。优士丁尼的文本把君主对个别人的赏罚或救济与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区分开来，也就是把命令与法律区分开来。命令是针对个别人的处置，只适用一次。法律是针对不确定的多数人的处置，可反复适用。法律的普遍性是对立法者个人任性的约束，也是对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的保障。这里不妨以乌尔比安服务的亚历山大·塞维鲁的例子说明问题，因为优士丁尼的这一文本完全采自乌尔比安的《法学阶梯》。塞维鲁特别痛恨盗窃犯，他命令判处盗贼不得出现于城市，如果发现他们还在，行省总督应流放他们{41}。这是塞维鲁把自己个人的好恶掺杂在司法中，违反了以罚金处罚窃贼的常法{2}423。另外，一个叫维尔科纽斯·图利鲁斯（Verconius Turinus）的人经常散布关于塞维鲁的谣言，塞维鲁遂命令起诉他，定罪后把他绑在柱子上，并通过烧稻草和湿木将其熏死，理由是“出卖烟的人应受烟之罚”{41}。这样的处置过于残暴，过于背离常法，因此不能作为法律看待。

　　当然，元老院的批准是最后的消除任性的途径，尽管这一途径不见于优士丁尼的文本自身。在皇帝死后，元老院要对其制定的敕令进行总的审查，发现有任性因素的，不予确认。这样也阻遏了皇帝的任性成为法律。

　　四、结论

　　乌尔比安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涉及古今宪政的关键文本。一方面，它表征了乌尔比安所处时代的罗马宪政状况，这是一种立宪君主制，即君主的地位和实际权限根据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规定设置，严格说来是二元君主制，即存在君主和议会（元老院或元首顾问委员会）两个互相制约的权力中心的政体形式。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此前罗马的宪政状况，并预示后世的欧洲宪政状况。对待这一文本的态度，隐含着现代宪政的创始人问题。有的学者基于故意或无知，通过把乌尔比安文本中的Placuit一语曲解成“喜欢”达到了把13世纪的英国说成是现代宪法的源头的目的，进而达到了丑化罗马法，美化英国法的目的。当然，有些“喜欢论”者的目的是张扬君权以对抗封建“土围子”，有利本国之意，无害他国之心。与之相应，在将君权收拾完、封建“土围子”变得过大的时候，“决定论”就跳出来，把乌尔比安的同一句话当作专制奔马的笼头利用。无论如何，影响中国的是“喜欢论”，它导致毛泽东认为宪法是资产阶级的创造[18]，言下之意是古罗马无宪法。由此，对乌尔比安文本的解释已不单纯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成了一个文化优劣问题。针对主要来自英语作者的丑化，罗马传统所属国家的学者也铸造了自己的对抗武器。现在，我开始理解为何一些意大利的罗马法学者排斥英语、英国学者了，也许是这些学者的前辈用这种语言做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本文通过考察乌尔比安文本的产生环境证明了它绝不可能是张扬君权无限的，由此使罗马宪法已然存在的事实得到证明。实际上，要回答罗马有无宪法的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宪法的问题。在这方面，曾对罗马宪法和前苏联宪法做过比较研究、参与战后意大利宪法起草的焦尔焦·拉皮拉（Giorgio La Pira,1904-1977）教授的话值得注意：宪法是确定国家机关，并确定国家机关据以进行其活动的目的的工具{49}。此语把宪法与国家现象挂钩，故有国家就有宪法。按这一定义，只要承认罗马共同体是国家，它拥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当然之意。这个标准很宽，可能正是基于这一标准，许多学者写出了自己的罗马宪法史，例如德国人格特林（K. W. Gottling）于1840年完成的《罗马宪法史》（Geschichte der romischen Staatsverfassung），意大利法学家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迪诺（Francesco DeMartino）于1975年完成的5卷本《罗马宪法史》（那波里）[19]，以及意大利学者萨尔瓦多勒·托恩德(Salvatore Tondo)的《罗马宪法史略》（米兰，1981,1993）。至于在自己的《罗马公法》这一大部头着作中谈论罗马宪法的，就更多了，不及备述。本文采用较窄的宪法标准：权力是否受到控制？所以，本文的理路是，凡有分权与制衡的地方，就有宪政，元首制时期的罗马（甚至拜占庭帝国的优士丁尼时代）存在此等分权与制衡，故该时期的罗马有宪政。自有公共权力产生以来，伴随着此等权力被滥用的可能，人类的宪政思考就开始了，所以，把宪政史的起点定得早于13世纪是非常自然的，甚至要早于罗马达于希腊，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就写过研究当时诸城邦宪法的专着《雅典政制》。相反，宪法起于13世纪的英国的说法不可理喻，因为它不能回答此前的人类面对不可避免的权力滥用现象无反应的问题。当然，还有人采用不规定人权就不成其为宪法的标准[20]，窃以为人权是跨越国境的概念，宪法是国境线内的概念，两者并不相合。在一国的宪法里提保障人权是可以的，但把人权是否确立作为是否存在宪法的标准是可以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