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权私用”、私欲膨胀、道德伦丧构成的腐化堕落型。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握有国家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理想信念动摇，经不起时代的考验。有的放松世界观的改造，道德品质败坏，丧失立场，道德伦丧；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讲排场，比阔气，或到封建迷信和其他消极行为中去寻求精神寄托；有的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为一体，意志衰退，思想空虚，沉湎于花天酒地，欲壑难填，挥霍无度、骄奢淫逸，参与缥娼、包养情妇，乱搞两性关系等等。从近年来媒体披露的许多腐败案看，一些腐败分子的腐败起点，都是从接受他人提供色情服务开始的。比如因“女色”而影响大好仕途的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就是被“美色大餐”击倒后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还有因“贪财好色”被判无期徒刑的原贵州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4]等等。因此，我们不能低估“性贿赂”的威力，其“冲击波”和“光辐射”在新时期对一些党政干部仍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四）衙门作风、玩忽职守、失职渎职构成的严重渎职型。长期以来，由于有些部门权力过分集中，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严重的渎职、失职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是高高在上，衙门作风，导致严重渎职。有的做官当老爷，摆衙门作风，不为群众办实事，好说空话，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面子”工程。有的缺乏为民爱民亲民之心，对群众和当事人态度粗暴、蛮横等等。二是脱离实际、主观臆断，导致严重渎职。有的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不调查研究，主观臆断，导致工作中的偏差，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浪费。三是作风漂浮，玩忽职守，导致严重渎职。有的事业心衰退，作风漂浮，工作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玩忽职守，给国家政治经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三、职务犯罪的若干预防对策
（一）立法防治
1.立法态度需进一步转换。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发案率不断上升，与我们缺乏从严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意识有关，我们在这方面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对职务犯罪的立法经验。比如芬兰，对预防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就有一整套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只要公务员接受贿赂，或他人向公务员行贿，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5]。同时，芬兰的《刑事法》中并没有对行贿或受贿的数额规定最低限额。公务员接受少量的贿赂或好处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因此，我们要重新确立严惩职务犯罪的立法指导思想，也就是在加大对职务犯罪惩处力度的同时，要尽快研究制定《职务犯罪监督法》，进一步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法律约束，只有使对职务犯罪的立法达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程度，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