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权思想严重。特权思想有两种表现，一是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二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少数基层领导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对干部利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行动上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对违纪违法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
（五）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
二、职务犯罪的类型及表现形式
（一）“公私共权”、官商结合、参股谋利构成的权钱交易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通过私人生活积累财富的机会增多，少数国家公务人员经不住经济上“好处”利诱，物质利益上的吸引，“捞一把”的思想大大复活了，以权力换取金钱和物质利益便成了当今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之一。这种“公私共权”，换一个说法就是官商共同体。据《中国经营报》报到，广东省梅州市大兴“87”特大透水事故中，煤炭公司董事长曾云高是当地“人大代表”[1]。又如四川省以原汉源县县委书记汤福锦、不法商人彭氏兄弟为主体的官商利益集团，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事例[2]。我们从当前查处的职务犯罪情况看，这种“公私共权”，官商结合已成为职务犯罪的典型表现。
（二）权力“寻租”、“公权私租”、中饱私囊构成贪污受贿型。突出表现在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寻租”，以国有财产向当事人索贿或受贿。这种职务犯罪轻重有异，涉及面大，往往治而复出，花样翻新，在一些地区、部门势头有增无减。权力“寻租”、“公权私租”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权力的“期权化”。二是权力的“假借”和“转让”。三是赃款“漂白”，资本增值。这些人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千方百计、不择手段、见什么捞什么，借以满足私欲，中饱私囊。有的通过办公司、境外投资、回国投资等形式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有的由过去的暗贪或暗送暗要，发展到现在的公开、半公开，把不法收入逐步变成合法收入。这种现象，在党政干部中虽是极少数，但其绝对数并不少。仅2004年，我国各级法院全年共审结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就达24184（含旧存），比2003年上升5.21％，判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罪犯772人，其中省部级6人，地厅级98人[3]。这种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式的的贪污受贿型犯罪成为当今职务犯罪的又一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