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全国各级检察院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决策部署，把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以过去的2009年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共41531人，件数比上年减少了3. 3％，人数增加了0.9％；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立案侦查失职渎职、侵犯人权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9355人；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129人，追缴赃款、赃物共计71. 2亿元。[9]应该说，在我国惩治职务犯罪的实践中，检察部门发挥了应有的龙头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职务犯罪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
（二）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状况
当今世界各国都认识到治理职务犯罪仅依靠单一部门法根本无法达到有效遏制的目的，而且职务犯罪的原因除了公务员自身的主观恶性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复杂因素，因此要消除职务犯罪，除了刑法的惩治以外，还需要社会的综合控制与预防。有学者将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预防和对策统称为社会控制或社会预防，认为所谓社会控制，指的是从社会角度，依据职务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对职务犯罪产生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进行控制，加快铲除职务犯罪产生的土壤，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10]在我国，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等社会综合手段来预防职务犯罪，也就是在观念上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外部制度上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实现内外兼治、双管齐下的效果。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政法意识形态、净化国家工作人员的灵魂具有重大意义。自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来，我国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复兴法治理论、繁荣法制建设的活动，党章和宪法先后修订，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进一步确认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且将其上升到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并列的“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11]与此相适应，国家在党员中间广泛开展了理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以及廉政教育等与依法治国理念相契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公务员树立以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为荣，以不劳而获、损公肥私、贪赃枉法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念，增强公务员执政为民、自觉廉政的思想觉悟。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依法治国在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职业行为方面的意义就在于既能充分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地行使权力。及至2007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我国政法思想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党执政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臻成熟，其基本要求包括健全完善立法、坚持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法、加强制约监督、坚持依法执政等方面，这些理念及要求对于公职人员牢固树立法制观念、防止思想倒退腐化具有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
其次，政治体制与制度在职务犯罪的预防中起到了根本的宏观约束作用。一般来讲，我国治理职务犯罪的体制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全面查处各级党组织及其党员违反党章党纪的渎职行为，以防患其向犯罪转化；第二个层次是各级人民政府的监察机关，负责全面查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违反行政纪律的渎职行为，以遏制其向犯罪发展；第三个层次是各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全面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12]时至今日，我国治理职务犯罪的实践按照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方针，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体制与工作格局，在预防工作方面基本建立了遏制职务犯罪多层次、全方位的预防机制，具体包括党纪检查、行政监察、公民检举投诉、社会公众舆论监督等方面。应该说，任何现代政治体制的设置都体现了分权与避免职务犯罪的初衷，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体制与制度在设立宗旨、目的、任务上都体现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从预防公务员犯罪的角度讲，主要体现为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监督体系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通过强化政务公开、权力监督以及完善廉政制度来约束国家权力的运行。但是，这些本来应该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预防机制在现实中却不能很好地实现其原旨，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体制障碍与相关制度的缺失。因此，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完善相关具体制度建设是运用社会控制手段实现职务犯罪综合治理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