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谐语境中法的宽和性的现实意义
1．促进法自身的发展
法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综观法发展的历史，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逐步从低级发展到高级，逐渐从野蛮落后发展为文明人道，越来越追求以人为本。
本来，法因人的需要而产生，但是在阶级对立社会里，它便异化为压迫人的工具，一旦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法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时，便回归于人。这就是法的异化与回归。与这一发展过程相适应，在历史上便先后出现神本法律观、物本法律观、社本法律观、人本主义法律观。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人们将日常关注的目光从神转向了人，从对神性的强调转向了对人性的强调，对人性的弱点不再予以过分的苛求，而是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古代社会中对人性予以禁锢的诸多礼法与教条被打破，人性更多的为人们所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人的解放，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完善的过程，应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这就展示了法的最高价值追求，即使人成为目的，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取向。那么，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法主要不是惩办违法犯罪，而是给人们提供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引导和教育功能；它不仅是护航，更主要的是导航。法在其运行发展中必须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最终达到天人和谐。这是法的终极关怀。
2．发展法学理论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都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只有如此，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论，起到指导、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法学理论自然不能例外，也需要发展。
我国主流的法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在19世纪形成，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发展的，反映计划经济和人治实践。至今，我国还远未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学理论体系。主要是因为，在近代，连绵不断的军事战争和政治动乱使法律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也使法学家无暇冷静、理性地研究法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理论仍未摆脱依赖感性认识和直觉体验来阐述的经验论，对时事性的政治思维的盲从性论证。当世界进入21世纪后，当世界的主旋律从对抗转变为和谐共赢时，显然法学理论必须顺应这一大趋势，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的现实指导性。比如，从法产生之初，就把它和私有制、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法主要依靠公民的自觉遵守来实施，那么，社会主义的法与以前的法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以至于能够吸引公民自觉遵守？（绝大多数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位公民都会为理想而献身。同理，公民只愿意去遵守那些他们认为好的法律）。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法理学改革初步》）已经谈到过。周永坤教授也谈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失去社会和人们心理的认同，仅仅依靠强制力，则意味着法律的死亡和公权利的合法性危机……法律的根在正当的社会关系及人们认同的正当性，而不是国家强制，公民守法的行为源于法律知识的积累，对法律的正当性与否的评价以及对可能社会反应的功利性考虑，若一味强调法律的强制性，客观上可能导致国家行为的专横、轻视私法甚至像我国古代一样私法公法化，还可能导致公民对法律的曲解甚至抵触，与法治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当我们强调“法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时，就意味着我们忽视了人（主要是公民）是法律主体，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而是仅仅把他们作为法律统治的对象；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人（主要是公民）是法律主体时，我们才会关注他们的内心感受，希望他们能够认同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才会制定出“以人为本”的宽和性的法律。这是现代法学理论应该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