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明事实之后，人权非政府组织收集的这些信息要让公众知晓还需借助媒体的传播。如果媒体不予合作的话，人权非政府组织是难以发挥其作用的。{47}因此，所有成功的人权非政府组织都与媒体建有良好的合作关系。{48}这会带来两方面的效应：其一，发布有失公正的信息会影响到新闻媒体本身的信誉度及权威性。因此，媒体会对来自于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新闻稿予以审查，这有助于保障信息的可靠性。其二，为了提高报纸的销量或广播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媒体总是采用煽情及耸人听闻的手法，追求轰动效应。为了迎合媒体的这种需求及特性，人权非政府组织在撰写新闻故事时，其准确性与真实性不免受到影响。
在互联网这种新媒体出现之后，人权非政府组织传播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强。它们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媒体，可以通过网站、电子邮件等形式无拘无束地发布消息，向公众直接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且受众范围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而网络媒体的即时性使得有些人权非政府组织为了吸引公众注意、提高组织知名度，在一些消息还未来得及证实的情况下，就匆忙发布出去。对于将“羞辱动员”作为主要手段监督人权法实施的人权非政府组织来说，在网络时代它们实施“羞辱”的成本更为低廉。更为危险的是，由于不需承担责任，它们很有可能被利用故意传播一些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
（三）人权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问题
人权非政府组织本能地需要政府的支持，因此很容易被操控，这使得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人权非政府组织都接受政府的捐助，如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人权观察等。尽管他们保证这不会影响到其独立行动，但仅就接受政府捐款这一事实本身来说，就使这种保证显得苍白无力。据一项研究统计，已有超过50％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将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财政支持作为其经费的重要来源。{49}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投入资金，一方面固然是对特定非政府组织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的认同，但有时却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许多政府都会通过资助人权非政府组织来主导国际人权规则的制定。而人权非政府组织为了在多个竞争者当中优先取得政府的资助，它们批评该政府的意愿会降低，其行动的自主性自然受到影响。{50}更不用说那些完全被政府利用以推进政府政治主张的所谓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布雷特教授就认为，并不是所有能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上发言的组织都是人权非政府组织。有些组织确实带有偏见，含有政治动机，以及秘密地接受不友好政府的捐款。不幸的是，这损害了所有非政府组织在人们心目中的公正性形象。{51}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权非政府组织都接受来自政府的捐助，其活动资金还可来自于基金会捐款、私人捐赠以及会费收入等。上文提到人权非政府组织接受政府捐助可能会影响其独立超然的地位，那么接受其他团体、个人的捐款也会产生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吗？至少，这种怀疑是存在的。{52}如尽管人权观察反对这种主张，但仍有学者指出，人权观察一直以来都是按其捐助者的喜好行事。{53}不仅如此，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政府还有可能通过第三方把钱“捐助”给人权非政府组织，从而使其对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和影响更加隐蔽。
另外，人权非政府组织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要使自己的主张能够被世界各国民众所知晓，就必须依靠某些政府。如前所述，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非常微弱，权力非常有限，它们只能通过接近权力核心或尽量影响当权者来实现维护人权之目标。{54}如许多人权条款尽管起先是由人权非政府组织所倡议的，但这些人权条款只有经过国家同意才能纳入正式的国际人权文件。如果国家不愿赋予其法律拘束力，那么该国际人权文件只能产生道义上或政治上的影响。即便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人权条约，国家也可通过有选择地加人或退出，从而使部分或全部人权条款对该国不发生效力。因此，人权非政府组织能否实际发挥作用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成功地影响一国政府的决策，只有通过积极努力地长期游说，最终使政府接受其建议和倡导之后，它们的人权主张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实效。也只有如此，它们才能够赢得威望和扩大影响力。这种依靠与被依靠关系的存在使得人权非政府组织难以保持其最为珍视的“独立性”。更不必提那些打着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旗号，实质上由一国政府成立或控制的，用以推行特定政治目的的所谓“人权非政府组织”。这种组织已经完全沦为了政治工具，毫无独立性可言。如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该组织根据里根总统1983年的“民主计划”倡议国会批准后建立，它的宗旨就是帮助所谓非民主国家和“封闭国家”（指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民主人士”与“持不同政见者”开展“民主运动”，当初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