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限定了亲属相盗的成罪条件。关于亲属相盗的成罪条件，限于期亲以下别居的亲属之间相盗窃，《唐律》“疏议”曰：缌麻以上相盗，皆据别居。所谓别居，即别籍异财，在封建刑法中与“同居”相对，“同居”即“谓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所无服者，并是”。也就是说，即使并非亲属，如果当事人同财共居，原应财帛相济，互通有无，故而相互盗窃财产的行为并不成立盗窃罪，这是礼治要求之“亲亲”原则的扩大，同时由于“同居不分财”的礼法原则，同居尊长犯卑幼律无禁止，而卑幼犯尊长，在伙同他人共同盗窃家中财物的情况下仅仅成立“私辄用财”之轻罪，这是礼治要求之“尊尊”原则的体现。唐以后之封建刑法大体与此相同。唐朝继承了自西周开始的法律上的亲属与礼治要求下的丧服制相结合的原则，分亲属为五等（也称五服），即斩衰亲、齐衰亲（期亲）、大功亲、小功亲和缌麻亲，可见构成亲属相盗的主体范围相当宽泛，并且父盗子、夫盗妻、祖父母盗孙子女并不构成犯罪，反之则不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维护父权、夫权的宗法等级原则。后世封建立法大体与此相同
其次，明确了亲属相盗的处罚原则。亲属相盗减轻处罚，此为自唐至清刑事立法之通例，具体表现为“诸盗缌麻、小功亲财物者，减凡人一等；大功，减二等；期亲，减三等”。“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其于亲属相盗者，不用此律”。后世封建王朝刑事立法大体与此同，只是各朝刑制不同、刑度有别，减轻刑罚的具体措施略有差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历代封建王朝立法，于卑幼对尊长以人身相犯加重处罚、尊长对卑幼以人身相犯以常人论甚至不为犯罪，但就财产性质的亲属相盗而言，刑罚减等并不因为尊卑之分而有差别，这反映了封建刑法重视两相和谐家庭伦理之积极一面。
最后，设置了亲属相盗的诉讼障碍。表现为两个方面：自唐以后，“同居相为隐”成为刑法基本原则，而相互隐瞒罪行的亲属范围并不限于“同居”，“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皆勿论”，后世封建刑法大体与此同，只是明清两朝将“同居相为隐”改为“亲属相为容隐”。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的罪行自然包括亲属之间以财产相犯导致的犯罪，亲属相盗发生在亲属之间，而法律允许其相互隐瞒，外人便无从得知，此其一；自唐以后，刑法设置了自首原则，与今日刑法不同，彼时“自首”的制度设计非常复杂。首先是自首者无罪，“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其次，遣人代首或依法得相容隐者为罪犯自首或告发以自首论，“即遣人代首，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其小功、缌麻相隐，既减凡人三等，若为其首，亦得减三等”；最后，“首露”与自首同，“诸盗、诈取人财物而与财主首露者，与经官司首露同”。自首制度之于亲属相盗案件有特殊意义，“首露”之制秉承“亲属相隐”之意，完全排除了他人以罪名相告的可能性，使得亲属相盗虽无“亲告”之名却有“亲告”之实，此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