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从“郑人铸刑书”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公布成文法运动，打破了三代时期刑法处于秘密状态的传统，随之文献中大量出现了“盗”。从刑法意义上看，此时的“盗”，是指以人身、财产和政治犯罪为主体的犯罪的统称，即“《春秋》有三‘盗’：微杀大夫谓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谓之盗，辟中国之正道以袭利谓之盗。”（《谷梁传·哀公四年》）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国语》有载：“乱在内为宄，在外为奸。”(《国语·晋语六》）似乎表明，春秋时代立法，至少在财产罪意义上概括“盗”仍遵循了上古三代的文字传统。
何谓“内盗”？蔡枢衡先生认为，在邦人私有制和邦君私有制年代“人”和“民”血统有殊、内外有别，因此，邦民之盗为“盗”（外盗），邦人之盗为“窃”（内盗）{4}(P.141-142)。此说基于宏观历史之考察，见解颇深，但不明确。从具体历史年代考察，上古三代刑法中的内、外之别与其礼治有莫大关系。
礼，源于祭祀、形成于氏族部落的风俗习惯，随着国家的出现，礼开始规范化并开始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礼”在上古三代一直是刑的基础和渊源并且发挥着法的作用和功能，在西周，作为刑法指导思想的“礼”，其核心原则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也。”（（《礼记·大传》）由于西周宗法制将血统等级与政治等级连为一体，“亲亲”和“尊尊”又以家族本位和王族本位为标准有内外之分，以使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即五伦）。
从家族主义出发，“亲亲”要求明确亲属的范围。“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礼记·丧服小记》）西周的亲属范围包括以男性为中心的宗亲以及母系亲和妻族，从形式上以亲属去世时所应穿丧服标识其远近，由于在礼治要求下妇女绝对服从男人，所以就夫妻而言，夫妻合体，两者虽无宗亲之名却有宗亲之实。具体来说，宗亲分五个层次，其中直系血亲上至曾、高祖、下至曾、玄孙共九代，旁系血亲包括父系亲属、祖父系亲属、曾祖父系亲属、高祖父系亲属四个层次；妻亲仅限妻之父母、妻之兄弟姐妹；母系亲限于母之父母、兄弟姐妹及两姨姑舅表兄弟。“尊尊”要求明确亲属的等级序列。“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其下。”（《礼记·丧服小记》）这本是宗法制下的“君统”，而礼治的精神实际上是要维护王权和族权的统治，因此“君统”也即“族统”，又由于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此西周的家庭构架为联合式，由嫡长子为中心的上下各代直系血亲构成大宗，以旁系血亲中的父系亲属、祖父系亲属、曾祖父系亲属、高祖父系亲属构成四小宗，两者合为一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