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四部宪法在章数上远少于民国时期的一些立宪成果，主要原因是将国家机构集中规定在一章，而不是把国家机构分散规定为若干章。这种形式上的调整是有意识进行的，因为在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195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曾就宪法草案的结构说道：“有人主张把第二章的六节变成六章。宪法起草小组考虑到把这六部分列在一章，加个总题目叫国家组织系统，很清楚。如分列为六章，好像有些头绪纷繁。”[10]1954年5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再次讨论到国家机构的体例问题。“关于宪法结构问题。刘少奇说：‘有人主张把第二章的六节分成为六章，这样好看一些。’会上讨论结果，保持原状不变”。[11]于是，尽管不同时期都有一些学者建议分若干章规定国家机构，[12]但从1954年宪法开始，新中国的四部宪法就一直保持对国家机构不分章规定的体例。
集中把国家机构规定在一章而不是分若干章规定不同的国家机构，除了有利于避免毛泽东所说的“头绪纷繁”外，也是符合宪法原理的。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国家的宪法按照不同的国家机构或国家权力来分章规定，如1946年日本宪法第一章为“天皇”，第四章为“国会”，第五章为“内阁”，第六章为“司法”。类似的还有1949年德国基本法、1993年俄罗斯宪法等等。这种将不同国家机关与公民基本权利置于同一层面的体例，或者说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基本权利一章相并列的体例，容易让人觉得国家权力太多、太强大，基本权利太少、太弱小。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是宪法的两大基本内容。基本权利在宪法典中一般都以一章来规定，国家机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作为基本权利的对应物，也宜以一章来规定，即在体例层次上与基本权利相并列，这样更能体现宪法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平衡器的理念。
新中国四部宪法的章数之所以剧减，还有一个原因是都不设专章规定宪法本身的效力、修改、解释等事项。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却在最后都设有“附则”一章，规定本身的效力、修改等问题。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更是直接把最后一章分别设为“宪法之修正解释及其效力”与“宪法之施行与修改”。从世界各国立宪来看，以独立的部分规定宪法本身的效力、修改、解释等事项，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美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日本、印度等国的现行宪法莫不如此。同时，1936年的苏联宪法的最后一章是“本宪法修改程序”,1977年的苏联宪法的最后一部分是“苏联宪法生效和修改程序”,1992年的越南宪法与1976年的古巴宪法的最后一章分别是“宪法的效力和宪法修改”、“修改宪法”，这有力地说明不设专章规定宪法本身的效力、修改等事项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