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然而，国民党没有采取这一途径，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7月12日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民国时期政治力量之间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恶劣先例。“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对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愿意付诸行动。但是，作为激进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某些领袖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章炳麟)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就要向完成从革命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变，适应平等的政党政治游戏规则(在政治竞争中失利的政党要认输，要当好在野党的角色，发挥在野党的作用；获胜的政党也不能滥用执政党的优势，实行排除异己，谋求对政权的垄断)，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内与其他政党进行政治竞争和博弈，当出现政治上的纷争时要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内解决问题。毁掉一种政治制度往往是很容易的，而要建立起一种政治制度却是很困难的。民主宪政制度刚建立时都是十分脆弱的，同时由于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容易产生各种的政治乱象，这时候就各方对它要有足够的诚意和耐心，需要各方去补这个台而不是拆这个台，使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如果有一方率先用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就会引起“以暴易暴”，就会葬送民主宪政的成果。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自己当总统时实行总统制，而当政权转移到袁世凯手中时，他却要求实行内阁制，实行了双重标准。在1913年初的议会选举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获得了议会的压倒性多数席位，获得了组阁权。然而袁世凯方面却不肯认输，暗中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又不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内解决问题，发动了“二次革命”，从而给袁世凯以镇压的口实，并且进一步解散了国民党。这些无疑都是不遵守平等的民主游戏规则的表现，而且也正是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当时民主宪政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