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审委会程序被动性的特征，表面上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在提交案件上有很大选择权，为了保护自己而将风险转移给审委会，似乎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而实际上，对于敏感性案件，法官明知审委会的结果可能与自己的判断一样，主管领导也明知此点却依然同意把案件上审委会，委员们明知此点也依然进行讨论。这种默契无疑是对现实司法环境高度一致的回应。法官的启动权和选择权，包括审委会的集体讨论，其背后实乃一种无奈。审委会在实质上分解了体制矛盾施加给法官的不必要的风险。当然，有些干预和压力并不一定实际存在，或其程度被法官夸大了，但这已属于另外的问题。
在成熟的法治社会中，法官的唯一使命就是严格忠于法律进行裁判。由于有全套制度和理念的支撑，法官有健全的职业保障与生活保障，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法官需要考虑的仅是如何依照法律进行裁判，较少甚至根本不用担心判决是否为当事人所接受，不用担心判决结果会产生何种政治或者社会效果，更不用担心判决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活甚至生存带来威胁。这种法治状态，远不是某项制度、某个愿望或者某个方面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社会结构各个系统精心设置、严密配合、高度契合的结果。
在这种系统性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背景下，审委会制度的改革究竟路在何方？是在某些司法价值引领下一路高歌猛进地构建制度，还是综合考虑现实进行理性抉择？这是我们在思考审委会的改革时首先应该面对的。作为在中国现实中产生并在现实中运行的一项制度，审委会制度的改革不应脱离中国现实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客观环境。在现有环境下，审委会制度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功能。甚至可以预见，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法治社会的转型完成之前，审委会都将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作为我国司法实践大厦根基和纠纷解决最前沿的基层法院，其审委会承载的功能和实际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加复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吴经熊先生曾言：“立法本不必问渊源之所自，只要问是否适合我们的民族性。”[17]其中的道理，或许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简介】
洪浩，单位为武汉大学。操旭辉，单位为武汉大学。
【注释】较早的争论可见左卫民《看病与开处方》、柯建国《取消审判委员会？》与贺卫方《似是而非的审委会保留论》等文，分别载《南方周末》1999年2月5日、1999年3月5日、1999年3月12日；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355。实践探索可见最高法院先后发布的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的相关内容。
本文作者曾对上海、南京、青岛、武汉、昆明等地多家基层法院审委会进行实地调研，相比较而言，样本法院审委会的运作与其他基层法院总体上并无根本性的差别。因此，仅系统分析一个基层法院审委会的运作状况并不影响本文的代表性。
由于该审委会相关数据较为敏感，故本文对样本法院采用匿名处理方式，请勿对号入座。
该规则共6章36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另4章的内容分别为“审判委员会职责”、“案件和事项的提交、讨论”、“会议制度”和“审委会会议纪要”。在形式上，吸纳了条文式的立法技术；在内容上，注重实用性。
这四种分类乃属该院的分类，而非笔者的分类。在该院的实际操作中，院领导决定同意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时，往往会在呈批表上直接批示“本案属某类型案件，同意提交审委会讨论”。这为我们进行统计和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全国的司法实践中，“敏感案件”已是常用概念，只不过具体的内涵有所差别。
本处以下直接引用而未注明出处的，均来自于与样本法院法官的直接访谈。
2006年5月，中共中央以中发【2006】11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在“两院”推行专职审委会委员和专职检委会委员制度。此后各地相继出台了加强“两院”工作的决定加以落实。基层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的职数一般是两名。由于涉及党委、人大、组织部等多个部门，各地落实专职审委会委员的时间有较大差别。
在我们看来，专职审委会委员制度的实施，其实是使审委会的行政化色彩进一步增强。
笔者在样本法院的调查和访谈中并未发现这种极端案例。媒体公开报道的实例则可参见曹勇：《被“维稳”的法院裁决》，载《南方周末》2010年11月4日。电子版本可参见http : //www. infzm. com/content/52174,2010年11月5日访问。在该案例中，审委会干预和反干预的双重功能均有体现。
认为违背直接言辞原则是一种误读，参见孔祥俊：《司法理念与裁判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以下。
参见岩皓：《审判委员会功能的异化与重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王胜俊：《创新审判管理促进司法公正》，载《人民日报》2010年8月18日。
前注，岩皓文。
参见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苏力认为，这里面已经不完全是司法独立的问题，而是“规则的统治’问题，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事实上，多数情况下是难以兼顾的，于是“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便应运而生。
吴经熊：《新民法和民族主义》，载《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