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一味歌功颂德的话，其实，30年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时期，学术的作用基本上是完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变革，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拨乱反正”。例如，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当时的中国当然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但从学术上看，很难说那些标志性文章有什么久远的智识或学术的价值。而1992年的“不争论”（抽象来看，也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干预，一种“学术的不自由”）却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中国民众实际享有的各种自由、包括学术自由的增加。在这两个例子中，学术的“自由”或“不自由”事实上都服从了更为重大的社会利益。
这就意味着，首先仍然必须解放思想，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 1. 中国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至少目前并不存在某个不打破就不能发展的意识形态瓶颈。2. 作为学术人，也许我们更看重学术发展的智识收益，但作为社会人，我们又必须平衡学术自由的收益与学术欠自由可能带来的其他综合的社会收益。3. 如果我的这些分析还能成立，那么这30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发展的问题就主要不能用学术自由来解说，这就要求我们转向对学术体制和学术人的探讨，转向对各个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的细致探讨。
五、学术科研管理体制
与学术自由有关，但又是相对独立的，是目前受许多学人诟病的高校现行学术科研体制和管理体制。这可以说是非意识形态的或技术层面的学术自由问题，必须予以讨论和分析。一般说来，我分享学人的许多批评，无论是对职称晋升制度、量化考核体制、核心期刊体制、项目化的体制、文科科研项目资助体制，等等，我认为制度必须也可以完善。但我在思考，这个体制是否总体上阻碍了人文社科繁荣和发展，因此必须废弃？这个问题取决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1. 是否可能有一个不需要任何制度的学界？2. 如果还需要一些制度，是否可能有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科研管理体制？3. 如果废除了这些显然有缺点的制度，是否就会大大促进甚或是提升中国学术发展？4. 重新设计甚或自发的制度是否一定会比现有的制度的后果更好？从理论上看，除了第四个问题的答案不确定外，我对前三个问题的思考结论都是否定的。
我不想展示我的思考过程，而是以包括引证率在内的量化考核制度为例做一个个案分析。现有的量化考核制度第一不能准确反映学者的学术水平；第二，它还激励了一些人为了竞争各种学术利益而粗制滥造、抄袭、剽窃或自我重复、自我引证等不良学风，并败坏了学界；第三，由于劣质产品的增加，误导性信息的增加，也就增加了真正的研究者的搜寻成本。
但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即使可能消除量化考核的不良后果，我们也会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否要建立某种程度的学术资助制度？如果还需要，那么就有如何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市场中有效发现有研究水平和能力的学者和项目并予以资助的问题。如果要鼓励学术竞争，也同样面临如何以某种更为大家认可的方式判断不同学术作品，判断学者研究能力的问题。不少人文学界人士可能回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追忆西南联大的似水年华，但回忆总是具有某种美化作用的。{17}最重要的是，今天许多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作者和出版物的急剧增加，今天的中国社会和学界很难以50—80年前的方式相对迅速和准确地了解诸多学者和学术作品了，社会对这类信息的甄别需求明显增加了。今天中国要比当年中国的人文社科市场大得多，复杂得多，陌生化程度也更高了。由于学术发展很快，也没有或很难产生长期公认的学术权威，因此无法依赖一定会遭人质疑的同行或权威评价，而必须“百花齐放”，防止重复历史的错误，更多借助于市场的评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产生的追求客观的量化测度机制，看似愚昧和不合理，却恰恰是对这种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应。特别要注意这个机制其实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形成的，而这恰恰是人文社科发展比较迅速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
由于自身利益的影响，我们往往更多注意量化考核的缺点，很容易忽视量化考核的积极后果。例如，如果没有量化考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学术压力，我相信会有不少学界人缺乏起码的竞争压力想想我前面分析过的学术职业的自我选择问题，滥竽充数的现象就会急剧衍生。尽管一再号召，我们也不能指望学人都会为真理或知识献身，自觉追求学术和学术表达。真正有学术追求又有较强学术研究和表达欲的学人其实很少。想想，连孔子都更喜欢从其行为推出的其偏好“述而不作”，如果没有孔氏弟子，今天我们就没有《论语》这本书了，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学人。如果没有量化考核的压力，没有竞争的压力，至少有些可能有社会价值的思想无法形成文字。说实话，人们写作往往不是因为其有社会价值，而是因为其对写者的主观价值，当然社会价值也可能成为其主观价值的一部分。如果看到了这一点，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量化考核对于学术发展的利弊，相权，哪个更大一些，以及长远看来哪个更大？当然，这些弊端还应包括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赝品、次品带来的学术信息混乱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