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可靠的信息反馈，因此无法针对当代中国学术形成有效和可信的评价机制。这一点对社科尤为明显。由于之前严重缺乏社科研究和相关学者，因此所谓基于同行的社科评价机制显然不可能有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学术的评价和理解方式仍然是人文的，整个社会对社科或职业性知识的期待不高。人们总体上不但更习惯并偏重道德、伦理话语，甚至很快就形成了伪装成技术性话语的道德伦理话语，例如法学界的法治、公平、正义、宪政、人权这些“大词法学”，时下的民粹主义、政治正确的流行也都反映了这一点。而在这种道德话语的氛围中，只有对错之分，人们竞争的是政治正确，不可能关注学术评价所需要的具体信息问题和信息反馈问题。
但我的这个分析结论也许错了，因为也许前提错了。我如此分析的前提是人文社科发展引发了一些社会后果，因此需要反馈有关这些后果的信息。但中国人文社科研究对社会（除了对其他学者和学生外）有这样的实质性后果吗？绝大多数人文社科学者都在高校，都更多是在宏观上讨论中国的问题，学术与社会实践在体制上的割裂，学术发表自产自销和自娱自乐，使学者无需考虑研究的实践后果，也无法感受到研究的成果。因此，从总体上看，人们没有也很难感受到人文、社科研究的成果，看不出这些研究如何可能影响其生活，改善其生活；社会总体对社科或人文研究没有什么实在的、可测度的成果期待；甚至，至少在社科学界内部，过于具体的、经验的和实证性的研究，往往还会被视为研究者学术视野不开阔，缺少学术能力的标志，或被视为是对策性研究，是政治或商业对学术研究的侵蚀，过分功利，并因此遭到了有意无意的抵抗。而当“学术”没有或无需后果之际，人们就只能退回到感情和直觉，只剩下你喜欢或不喜欢。社会流行成了一个替代的学术评价标志，或对另一些学者和读者而言，深奥晦涩变成了一种反抗性的替代标志。
由此，尽管中国人文社科研究亟待改善，但没有可靠的信息和有效的信息反馈，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总体说来，并不可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甚至不知如何改善、流行、翻新、神秘化、世俗化或拒绝世俗变成了学界的常见现象；但若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实际上还是在自我重复某种与社会实践无关的抽象人文话语。
这个信息反馈问题还与重视知识和重视人才政策的操作难度联系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总体而言强调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这个政策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来看，都是正确的，但很难操作。因为，当学术传统不足或同社会实践关系不大之际，你无法准确辨认何为知识，谁是人才，相关信息获得则非常成问题，标准难以确定。因此，社会实际上走向了用一些替代标志，尽管这种做法是很有理由的，来标签知识和人才。最典型的就是用学历和学位，用可言说知识、用出国经历、用外语、用发表数量作为辨别知识和人才的标志。而一旦这些替代性标识都展示了巨大发展，例如，既然中国30年来博士产出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每年的论文发表也数量惊人，似乎就可以推定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大发展了。
信息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是一个市场机制运作不良的问题。一方面，知识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缺乏直接的供求关系，而另一方面由于中英文这个巨大的壁垒，中国学术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自然垄断的市场，很少出现强有力的国际性的学术竞争。而这两个方面，尽管已经有30年了，使得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无法有效借助学术市场的竞争机制向知识生产者提供比较可靠的需求信息，更无法通过竞争来改善这个运转不良的学术市场。知识与社会的脱离容易造成一种关于学术成就的错觉。
四、学术自由
这篇文章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认为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其他两个通常被认为与学术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否则就可能被视为有意避重就轻。首先是学术自由，因为在不少学人看来，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发展不令人满意，首要原因是缺少学术研究的自由，还没有做到足够的“兼容并包”。
这个基本判断当然有一定的经验根据。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确实不时受到各种形式的政治干预和诱惑，有来自权力中心的，也有来自民间的；有许多问题是有政治禁忌的，基本上不允许以学术形式发表和在出版市场上自由讨论，例如“文革”问题、毛泽东的评价、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某些问题等。而且，我也接受这个一般性命题，社会制度与学术环境对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分享自由主义者的命题，没有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的自由竞争和学术人才的辈出。
但一般性命题并不能解说中国30年的人文社科学术发展的具体问题。这一命题可以作为一些学人的意识形态追求，但作为当代中国的经验命题一般来说不能成立。我想发问的是，这些有政治禁忌的领域或问题，真有很大的学术意义或普遍性的学术意义吗？是否在这些问题上突破了禁忌，就能全面并大大提高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准，提升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世界影响力？我觉得不大可能。当然，消除了这些禁忌，会多一些自由，因此在某些学科领域“发表”可能会更繁荣一些，争论更多一些，在某些局部问题的研究上也许有所推进，某些学者的部分成果会受到国际上某些人的关注。但我相信，这些繁荣或关注将大都在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是学界一般说的更崇尚的智识层面的贡献，并且我也相信，绝大多数学者也不会去趟这个浑水的。这种突破尽管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有兼容并包、多样化的意义，但总体看来，更多是政治观点表达的争论，或是情绪性的表达，而不会实实在在地推动人文社科学术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只是加入一种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主导的意识形态合唱，而这其实会是对学术自由的侵蚀，而不是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