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由于学术人才的断档，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总体来说80学人获得的机会和机遇，无论是同前代还是同下代学人相比都太多太好了。他们可以比较早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比较容易获得以职称、职位以及学界和社会知名度为标志的学术声誉，但这些却给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成名太容易太早，容易看轻学术；身体化学术为业的学术职业伦理所需要的时间不足，因此相对于西方学人或下一代中国学人，80学人对学术的关注可能不那么集中；由于竞争对手少、环境宽松、学术研究的压力较小，因此不少80学人未能保持对学术的热情和专注，到了50岁上下甚至更早就不再努力进取，甚至很少读书和进行研究了，许多著名学者其实没有留下比较有长远价值的学术专著。而由于社会转型，知识环境逐步宽松，媒体发展并邀请和利诱，加上前面提到的塑造80学人的知识传统以及学术竞争的缺乏，使得不少人早早就走上了同大众媒体结合的“更多公共，更少知识”的公共知识分子道路。[13]
第六，学术批评严重不足。一般说来，80学人一般不愿或不能展开严肃的学术批评，这其中既有“文革”的影响，怕被误解为政治性批判，也包括了学术熟人社区、不会学术批评以及更多关注外国学者等因素。而由于缺乏学术批评，整体上必然妨碍80学人的学术磨练和激励。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文革”遗风还是或隐或现地影响到学术批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批评者更习惯从作者或作品隐含的政治态度上批评和判断学者，并旋即上升到诛心之论，这种做法既低估了对手的智力，也低估了学人的道德。许多80学人似乎忘记了“文革”后面对历史，自己曾经许下的要记取“文革”和“文革”前学界种种悲剧中的教训的承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将曾经的承诺转化为与人为善的学术行为。在我看来，仅仅由于如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学界的内部矛盾才没有演变出之前曾有过的那种残酷拼争。
三、被遮蔽也被隐藏的局限
还有其他一些局限，这里只是有感而发，并不追求全面和深刻，但所有这些局限都限制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更好、更快和更坚实的发展。其实，回顾历史，看到80学人的这些局限，尽管自我心理上难以接受，却还是容易理解的；真正不容易理解的是，如果80学人有如此局限，那么为什么社会和学人自身似乎没感到这种局限，至少没有感到这种局限的严肃性和紧迫性。而且30年的发展，学术竞争的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看起来改进并不大，有些方面甚至不无可能进一步恶化的趋势。[14]
诸多因素遮蔽了80学人的局限。从评价体系上来看，最核心的是缺乏有效的评价参照系，以及缺乏评价中国人文社科现状所必需的具体信息；从改善不足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没有在学术传统内形成有效的竞争。
首先是参照系问题。相对于前一代甚至前两代的总体状况，80学人的恢复性学术发展，使得前辈和80学人都不太容易自觉当代中国社科和人文研究的不足。80学人进入学术领域之际，中国少数有世界眼光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基本已经老去，他们不大会也不一定有精力仔细考察和评价80学人的研究成果；而为了鼓励后辈，他们会更多说一些赞扬话，因为从代际关系的一般格局来看，通常也是隔代人的关系会更好时间距离会减少竞争和冲突，增加相互欣赏的可能。[15]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总体数量偏少，由于时代造成的语言局限，他们大多缺乏国际化的学术参照系和学术评价能力，其中有些还几乎是同80学人一起跋涉；鉴于“文革”的痛苦经历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他们希望中国学术环境逐步改善，并且作为总体上学术贡献和能力都因历史原因而偏弱的一代，尽管是老师辈，但一般说来他们自知缺乏严格批评和指导80学人的底气，往往有意或无意以宽容、保护和提携后辈的姿态来获得80学人的尊敬。80学人面对的基本是“文革”留下来的一片学术空白或废墟，很容易小富即安，自我满足，即使感到了某些不足，但由于学术市场在急剧扩大，竞争压力不大而使改变自己的成本变得太高，他们自然容易宽容和看高自己。如果自己老师只发表过几篇论文，从来没有过独立的专著，只是主编过几本教材就成为著名学者，那么自己独立出版了一本教材或一本专著，发表了10—20篇论文，甚或某篇已被翻译成英文，在某个英语刊物发表了，出过国并在午餐讲座上用中文或结结巴巴的英文发表了演讲，因此就感觉“同国际接轨了”；如果获得了某种官方的荣誉或社会的推崇，那就更容易感到自己已经超越前人了。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社科界，也出现在人文学界，而且人文学科本身的地方性也进一步限制了国际性的学术比较。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际参照系的感知，但重要的是参照系的实际使用。从《天演论》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隐含的，因此一直支配中国近现代学界的社会和学术的单线进化论以及普世主义对80学人的参照系选择有很大影响。基于这种知识前见和社会语境，中国当代的学术移植尽管也算是贡献，却使80学人普遍学术雄心或进取心不足，并因此容易自满自足。至少在法学界，法律移植、学术拷贝是支配性的法学实践；既然中国现在是所谓“前现代”国家，因此任何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只要结论或寓意与这一学术主流的观点、进路或理论前设不完全一致，就会被标识为“后现代”，很容易予以某种程度的轻视甚至排斥。主流的学术观点大致是“能抄好就不错了”，不要奢谈什么学术创造和创新。这种自我学术殖民的心态在整个80学人或知识人中是相当普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