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至少可以提出三个标准。一是横向比，即同我们欲求与之接轨的发达国家的人文社科学术比较。尽管有些学科很难比，特别是人文，但至少就一些可比性较强的学科而言，例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的学术发展水平，差距是明显的。我无法以翔实的数据和分析来证明这一点，但有大量的替代证据，这就是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畅销，以及学者和学生大量引证国外学者的作品。[9]当然不应由此贬低了这些作品的价值，事实上，80学人的比较优秀的著作也无不或多或少借助了外国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思路上和方法上。尽管确有某种“外国月亮”或“远来和尚”效应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假定，在有竞争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可能长期被供应商糊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标志都表明在学术消费者眼中，中国学者的学术是有一定甚至是相当差距的。当然，这个差距显然被市场夸大了，毕竟，翻译作品大多因其至少比较好才获得译者和出版社的青睐。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第二个标准，中国社会需求的标准中国人文社科学人还没有为中国消费者提供足够优秀的学术著作，乃至于在许多时候，许多学科还不得不进口一些甚至是大量的学术产品来满足社会需求，即使在文史哲这样一些人文领域，也无法避免。比如西方汉学研究著作在当代中国人文学界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0]如果不怕丢脸的话，事实上，也并不丢脸，我自己以及不少80学人都有当过，或还在当着学术进口商或更难听一点的“二道贩子”。当然，可以说，学术不分国界，但问题是我们的学术出口尽管在增加，却还是太少了。人文学科还没有或无望在短期内出现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尽管应当承认人文学术的滞后效应。不仅中国人文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上是边缘的，甚至在国内，也是于丹等在民间有更大影响力。在社会科学上，也许只有经济学研究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某些认可；其他学科中尽管对国际学术人物、学派大都基本介绍了，但很少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中国学人的著作；应当说著作出版的也不少，获奖也不少，但其中一些往往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显然脱节太大，无助于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观点不错，实际效果也不错，但根本无法实现学术的论述。就整体而言，在国际上，中国学者主要还是靠“中国”这两个字吃饭，只有少数人能够靠“学术”这两个字吃饭。就总体而言，没有多少学者的成果获得了国际上较高程度的认可。
当然，由于中国国大问题也多，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即使一些不太成熟的成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上述特点本身也可能为这类研究和学术建制提供正当性基础，由此可以预期更具一般性的智识贡献，但至少目前总体而言，还没有明显的迹象。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否普遍适用，但至少法学界如此。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显然无法与过去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媲美；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如中国经济、政治实践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和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思想学术文化的软实力还差距巨大。
第三个标准是基于个人自省而建立的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标准，一种基于反事实构建起来的标准，即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的其他变量，80学人能否做得更好一点，是否做到了自己的最好？我认为没有。诸多社会的、历史的和社会变迁的因素，都使得80学人没有在学术贡献层面做到他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天真地立志做到的“把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抢回来”；或即使没有这些因素，他们也没有做到他们本可以做到的那么好。而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苛刻地归咎于80学人个人的努力、才华、坚持、远见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已经失落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正是基于这三个标准，我对这30年的学术成就有所保留，自然也对我们这一代人自身有点怀疑。至于中国学术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太多了：太多的学术成果既不太学术，也难说成果；学术风气不良，学术不规范；很多学术体制（例如重点学科、博士点设置、重点研究基地、核心刊物等）都没起到足够的学术引领作用，有的带来了副作用，甚至变成了少数人寻租的工具；某些人文学科相对边缘化或弱化，缺少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缺少真正有知识贡献的学者；太多的关注外国，对本国的关注仍然很不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感，不够大气。就总体而言，我的基本判断是：这一代学人基本上是在恢复学术传统，但缺乏重要的创造，甚至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目前已经很缺乏创造的动力。
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这既是现实，也是问题；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凝固在80学人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尽管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也可以说是“文革”十年积累了潜在人才，但历史地看，80学人尽管有其优点，却仍有颇多先天不足。
首先是，大学前教育不足。大部分80学人，无论是“老三届”还是应届，他们的大学前教育都是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完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学教育，基础知识相对也许不能说薄弱，但不够完整几乎是肯定的。至少用今天的大学考生标准来看，他们的外语能力普遍偏弱，甚至很弱。尽管经历使得他们往往有比较强的自学能力，甚至有比今天的大学生更强的智识偏好，但毕竟当时可获得的阅读资源非常有限，同时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氛围，尽管有某种程度的自由选择，选项则受到极大的限制。一般说来，他们可能接触的普遍偏重古典人文，无论中外，而且他们极少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初步训练。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其他辅助的社会筛选机制，他们靠自己培养起了与自己年龄相适应的学术眼光和批判眼光，但也因为没有导师，他们有可能过早地在学习上产生路径依赖，难以更深领会那些可能需要某些指导的经典之作的深刻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