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所谓“纯粹法学”或“规范法学”，仍是二次划分，属再度综合。、可以这样设想，“是”或“事实”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自然的，另一部分是非自然的。自然事实连同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是最狭义的事实，法律不是这部分事实。“应当”或“价值”也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道德价值，另一部分是非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凯氏称作“主观价值”，是最狭义的价值，法律也不是这部分价值。法律既然不属于自然事实，既然不属于道德价值，那么，只能是属于剩余一部分事实，或者剩余一部分价值了。凯氏曾明确讲过，规范并非主观价值，而是客观价值。
“是／应当”，或者“事实／价值”在对应中成了一个二元框架。在这样的二元框架之外，除了神，就再没什么“第三个”独立领域了。所以，一切选择，无论是如何选择，都只能在既定框架之内进行，或在相关领域之间进行，此外，别无他途。设若如此，将陷于何等境地！曾几何时，法学理论有过这么一段。
“是”和“应当”的尖锐对立，或者说，“事实”和“价值”的尖锐对立，既可以反映在法学理论内部，也可以在法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身上，抑或在法理学和法哲学身上反映出来。考夫曼指出：“在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或者超越二者，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法哲学的主题”，他的口号是“超越自然法和法实证主义。”[22]
他还认为，最先表现出这种倾向，并且真正有所成就的，当推他的老师拉德布鲁赫。拉氏认为：法律就是“具有服务于正义的现实”。在他的价值理论中，有价值无涉立场，如自然科学；有价值评判立场，如伦理；有价值关联立场，如文化；有价值压制立场，如宗教。至于法律系文化现象，属第三种立场。[23]
考夫曼同情这种观点并非出自师生之谊，而是有着自己的根据。他以为，在“实然”与“应然”问题上，出现过三类观点：第一类，“一致说”，如自然法学，以托马斯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不一说”，以康德等人为代表，包括凯尔森、拉德布鲁赫等。第三类，“等值说”，强调相互关联，包括三个分支，即“辩证法”、“类比法”、“事物本质”等。他自己的观点，属于“类比法”，即“类推说”。[24]
这一学说，其要义在于，法律本质上体现为某种关系，某种联系，某种“对应”（ Entsprechung），可以通过“类推”（Analogie），进而通过“事物本质”（ Natur der Sache）来加以说明。他断言：“在当为与存在间、在规范与生活事实间对应的统一性，就是具体的，真实的法，照我的规定：‘法是当为与存在的对应。’……法原本即带有类推的性质。”[25]所谓“类推”，就是一个“中点”，就是“不同之中的相同”，就是比较的、“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过程。[26]而这些特点，恰恰为“事物本质”所共享，“‘事物本质’是指向类型的”“从‘事物本质’产生的思维是类型式思维。”[27]
把“法”（Recht）理解成一种结构性存在，通过“法”这块阵地，把“是”和“应当”，把“事实”和“价值”“组装”、“焊接”起来，把它们“塑造”、“锤炼”成一个整体。这类见解，虽令本文赞叹不已，可仍不免生出一些疑问。例如，这里的“法”，同“规范”有联系么？如有，能互换么？他谈论的，究竟是“法”呢，还是“规范”呢？对于“规范”的性质和结构，能否也作同样分析呢？“规范”概念，应当怎样界定？一定要作形式化理解么？有无可能像“法”一般，同样赋以“实体”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