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为维持犯罪构成是定罪的唯一标准，就必须将排除犯罪事由置于四要件犯罪构成中，这也是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中居于优势性地位的观点。[4]这样，包括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在内的排除犯罪事由，在结构上与四要件犯罪构成之间无非两种：单线结构与并列结构。其中，单线结构为“客体、客观方面（客观要件）→主体、主观方面（主观要件）[5]→排除犯罪事由[6]（排除要件）”。单线结构除在实质上难逃定罪标准二元化诟病外，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之外附加排除犯罪事由（排除要件），必然造成定罪在判断逻辑上的混乱。因为，域外阶层式犯罪构成下排除犯罪事由（排除要件）被划分为违法性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两种，前者被置于违法性阶层中加以阐释，后者则被置于有责性阶层中加以阐释，而违法性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的内容基本为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的排除犯罪事由所涵盖，所以，在客观方面（客观要件）判断完毕时属于排除犯罪事由的正当防卫即应被（部分）纳入其中，否则将导致二次（重复）判断。毕竟，“事实上，司法机关在对犯罪构成的某一要件符合性进行判断时，总是会同时考虑排除犯罪的事由；而非待所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结束后，再考虑排除犯罪的事由。”[7]但若似此，则难免会导致单线结构下的四要件犯罪构成在构成要件数量上名不符实（实际上为五个要件），而排除犯罪事由与四要件无疑结构性地异化为并列式，其图表结构为：
四要件犯罪构成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排除犯罪事由就并列结构而言，四要件犯罪构成在构成要件数量上名不符实（实际上亦为五个要件）的问题依旧存在，但该结构可使排除犯罪事由有效地纳人四要件中，也使得违法性阻却事由及责任阻却事由清晰明了且判断有序。因此，在维持四要件犯罪构成之定规标准一元化框架下，就犯罪构成与排除犯罪事由的结构而言，并列式似乎具有比较优势。
二、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内置的虚化
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排除犯罪事由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历来是定罪标准一元化抑或二元化的试金石，而这又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出罪机制联系紧密。易言之：若坚持定罪标准一元化，则会主张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考虑排除犯罪事由。然而，既有的现实是：在叙明排除犯罪事由与犯罪构成间不协调并认可将排除犯罪事由纳入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论者，迄今为止尚无法确证排除犯罪事由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中的位置。究其根源，是四要件犯罪构成自身独特的内部结构决定了任何一个构成要件本身均无法独自容纳法定阻却事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