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理解和分析农民的”隐藏的文本“，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其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等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道义经济》到《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直至成千上万地被饿死的情况下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镇压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底层群体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如同国际争端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战争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体的非正式反抗的对象可能不再是施加生存压力的统治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会将整个社会作为渲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其他民众或同类弱者。他们反抗的方式也不再是公开的反叛或起义，而很可能以所谓社会治安问题（各种形式的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抗的发生是没有组织、无需动员、没有纲领、不用合作的。对于这种畸变的反抗逻辑和反抗方式，可能当前极端的恐怖主义活动差强可比。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但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存境域，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正如”隐藏的文本“因其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而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境：一个遭受了极端的不公正、走投无路的弱者最终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但却完全没有能力直接向欺压他的强者报复，只能将怨恨发泄到同类或处境稍好的他人身上。而此时强者会以保护多数人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将其严加惩处。在这一过程中，强者的权力毫发未损，反而因此增加了合法性与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