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冷必元，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
【注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9页。
同注，第170页。
曹刚：《司法的道德之维》，载《书屋》2002年第3期。
邱兴隆：《刑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0页。
完整的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配刑权和行刑权。参见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刑罚权的发动过程是一个由求刑、配刑到行刑的过程，这里不包括作为前提的制刑权，因为制刑权只是刑罚发动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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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
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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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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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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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第119、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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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事古典学派以来，西方刑事司法体系一向是以犯罪人为中心设计的，强调在法治国家原则下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被害人的地位得不到足够的关注。为了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才产生了“被害人学”，提出了旨在保护被害人利益、使被害人得到更多实质性赔偿的刑事和解制度。参见刘伟：《背景与困境：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考察》，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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