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德沃金的唯一正确答案是寄托于存在一个万能的赫克勒斯的假设之上的，而事实上我们都不是赫克勒斯。因此，德沃金的理论也招致了许多批评。依诺依曼的见解，唯一正确答案的裁判模式是“把这一行动和裁判的指示提升为设想一个存在的事实”，{11}可以说是甚为确切。但是，从整体上看，德沃金的唯一正确答案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理论仍是有其意义的。第一，就它主张客观性取决于整全最优的理由和论证而言，它明显排斥了主观任意与非理性，其对于避免错误裁判具有消极性的防御意义。{3}对于司法裁判正当性的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积极意义。第三，它的客观性主张不排斥争议，也允许推翻，但是，无论是提出异议还是予以推翻，都只能以提出更好理由和更优论证的方式来达成，而这恰恰是对德沃金解释性理论的运用，德沃金的方法和理论对于指引司法裁判便因此具有了普遍性的实践意义。第四，对客观唯一正确答案的追求为法治设定了标准。虽然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获得既判力的法律命题可能并非来自最好解释甚至是极为糟糕的解释，但是，通过提出最好理由的论证所蕴涵的理性力量以获得裁判的正当性，始终是法治的要求，一个非理性的制度性决定（例如抛硬币、神明裁判）确实也可能提供排他性权威，但是，那不是法治的目标。

　　由此，返观泸州遗赠案应该如何裁判？有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本文并不致力于对此作出具体的回答。但是，由前文可见，随着关于本案的论争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但却更为合理的方案和更具说服力的论证，这些更优的选择本应理论内置于法官裁判的过程之中，而成为其支持或竞争性的理论资源，但遗憾的是，在本案的判决书中，我们没有看到那种理应呈现的紧张辩驳与精致分析。因此，本案的裁判未能获得合格证书。

　　四、结论

　　泸州遗赠案留给我们反思法官应如何裁判有道德争议的案件以许多有价值的素材。当回过头来，静心梳理斑斓多姿的各家观点时，我们发现，法律技术中立的理想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在初醒时分，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技术中立面纱的背后隐藏着未为人道的立场，而当我们惊起追寻立场的合法性根基时，始发现法律的概念方为问题的根本。但是，当我们走近法律时，却发现原本似乎熟悉的法律有着一张普洛透斯般的脸。此时，返观关于泸州遗赠案的规则与原则之争，我们发现，规则论者认为法律是什么是可以有一种一致的认识的，他们试图排除任何道德考量，事实上是隐藏了其背后的道德立场，其实质上是赞成一种标准型的法律概念，因而无法为有道德争议案件的裁判提供合法性判准。而原则论者则认为法律是一种分类学的概念，其通过法律漏洞的概念将道德争议排除在法律的领域之外，事实上犯了与规则论者同样的错误；其一个修正版本试图通过法律规范的概念将道德因素纳入法律原则，但是，这种做法对于回答法律是什么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因而对法官的实践缺乏实质性的帮助。事实上，作为行动的依据和理由，法律是一种有效力的准则，但是其究竟希望我们做出何种行动，需要我们妥贴审慎地予以探明。法律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解性的概念，有关法律的学问是一种实践的智慧。法律的意义常常是未明的，其意义之阐明尚需我们付出艰苦卓越的努力以证成最佳说明，在其中，法律与道德交织在一起，即使它们并非截不可分。人们对法律意义的理解难免产生争议，司法者尽管掌握着终断的权力，但毕竟也只是有说服力的意见，其正当性除了需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外，就只能诉诸自身的合理性了。在这里，我们假设了人类的理性，因为诚如哈特所言，我们毕竟不能假设人类社会是一个自杀俱乐部。{12}分歧是不可绝对消除的，但分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法律原本就是“怎么都行”的，也不意味着司法的合法性只是一场由命运主宰的赌博，服从法律与追寻唯一正确答案尽管不能消除时空和主体的差异，但理应是每一位法官的义务与心中的道德律。法律的意义是开放的，法律的语言总不能穷尽人类生活的全部意义，但这并非法治的缺陷，{13}相反，这是法治的命运，因为诚如富勒所言，法律是一项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这是一项构建良好人间秩序的伟大事业，它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并付出持续的努力。{14}